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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堂六肖中特论坛首页:2018年西方主要政治思想綜述

時間:2019-05-13 來源:學海 作者:劉擎 本文字數:37164字

六肖中特免费公开109 www.cffyz.icu   摘    要: 國際秩序的動蕩與重建, 新冷戰的陰影, 美國的政治爭斗與歐洲的混亂成為時政領域中備受關注的熱點。在公共思想界, 自由主義的?;捌涓蔥飼熬? 文化左派的困境, 政治正確與科學研究的關系等議題成為2018年的焦點。

  關鍵詞: 國際自由秩序; 新冷戰; 歐洲一體化; 政治正確; 思想暗網;

  “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爾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鐘聲, 在2018年的尾聲中喚起共鳴。人們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 感懷的心緒卻有相似的蒼涼。

  一年多之前, 《經濟學人》在年度展望中預告, “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盡力擺脫政治緊張和技術狂熱, 2018將會是刺激神經的一年。”1隨后, 《紐約時報》也有文章預言, “存在一種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確然性:許多可能非常瘋狂的事情將會發生在2018年”, 我們正在進入“混沌成為新常態”的時期。2正如被告知的那樣, 歐美各國經歷了持續動蕩與紛爭不斷的2018年。辭典網 (Dictionary.com) 評選的年度詞匯是“Misinformation” (誤報信息) , 而牛津詞典的選擇是“Toxic” (有毒的) 。3令人沮喪的消息接踵而至, 以至于“谷歌助手” (Google Assistant) 適時推出了一項新功能:“告訴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 (tell me something good) , 鼓勵人們從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尋微小的好消息, 集聚起正面的力量, 來驅逐濃重的陰霾。4但類似的努力只帶來些許短暫的慰藉。12月下旬, 《經濟學人》發表文章指出, 世界各地都彌漫著懷舊情緒, 原因則各有不同。發達國家的多數民眾感到今不如昔, 陷入一種“無所不在的、險惡的衰落感”之中。5

  可見, 在《西方的沒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 斯賓格勒所激發的文化悲觀主義情緒仍然深深困擾著西方社會。“西方衰落論”或許從未衰落, 而“歷史終結論”似乎已經終結, 這曾讓旁觀者浮想聯翩。但“風景這邊獨好”的亢奮在2018年迅速冷卻, 于夢醒時分重新面對真相:如果命運共同體是對歷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辭, 那么在動蕩紛爭的世界上沒有誰能厲害到獨善其身, 更遑論稱雄天下。

2018年西方主要政治思想綜述

  混沌也將成為西方思想的新常態。所有的神話似乎都煙消云散了?;墓裨詵吲? 消極的民眾非佛即喪。放眼望去, 顯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騖遠、幼稚無能, 便是獨斷任性、墮落腐敗。每一種宏大理論要么已經死去, 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鮮的話語雖層出不窮, 卻如曇花一現, 只帶來轉瞬即逝的希望。

  里爾克在同一首詩中還寫道, “所有發生過的事物, 總是先于我們的判斷, 我們無從追趕, 難以辨認。”是的, 最令人惶恐的處境并非動蕩與紛爭本身, 而是深陷其中卻無從辨識、無力把握, 于是茫然失措。認知坐標的迷失, 判斷依據的錯亂, 或許是時代肖像真正陰郁的側影。而對時代的思考與辨析是“挺住”的一種實踐。

  一、動蕩世界中的思想迷宮

  過去一年的世界動蕩不安, 但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 來年仍將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主導闡釋框架的瓦解, 各種思路形成“范式競爭”的紛亂格局: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是否瀕臨崩潰?大國競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是否進入了“新冷戰”時代?美國對“高尚國家”聯盟的呼吁是一種新的國際戰略構想嗎?即便你研讀了近百篇最有聲譽的報刊評論與學術文獻, 獲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亂不堪。世界局勢撲朔迷離, 專家學者莫衷一是成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個顯著征兆。

  存在一個普遍的消極共識:主導國際關系的既有秩序已經開始失效?!鍛飩皇攣瘛吩又駒?2位專家作問詢調查, 其中有26人相當肯定或非常確認“自由秩序處在危險之中”。6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哈斯 (Richard N.Haass) 感嘆:“正在隱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 而且沒有秩序可言”, 可以“安息了”。7無論將既有秩序的?;榫逃謚韉頰叩奈弈芑蚴?ldquo;修正派”和“拒絕派”的顛覆, 失序的危險已經迫近, 沖突和對抗成為國際視野的焦點。“修昔底德陷阱”與“新冷戰”等議題應運而生。這兩種論述雖有關聯, 卻是相當不同的闡釋思路, 前者著眼于力量對比來解釋沖突的演變, 后者則主要基于政體形態來推測對抗的可能。

  在歷史上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為爭奪霸權而競爭, 難得實現和平的權力轉移, 往往陷入戰爭的結局, 是謂“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術語在時下的國際評論中頗為流行, 被《金融時報》選入“2018年度詞匯” (Year in a Word 2018) 系列, 但它并不是新名詞。早在2011年1月, 中美兩國時任元首在華盛頓會面, 《紐約時報》對此發表評論, 其中專門介紹了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創造的這一概念, 但當時的評論抱有審慎的樂觀預期, 如其標題所言:“超級大國與后起新貴:有時結局不錯”。8時隔七年, 樂觀的基調轉為緊迫的?;饈?。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當驚悚的書名《注定一戰》 (Destined for War) , 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譯本。9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戰派, 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國在競爭的恐懼與誤判中落入戰爭的陷阱。他試圖論證, 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 雖然在歷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 但我們可以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啟迪。

  然而, 對于中美兩國的競爭而言, 艾利森提供的兩個現代成功案例都沒有多少示范意義。英國能夠和平地將國際領導權轉交美國, 依賴于文化相似性這一相當苛刻的條件, 完全不適用于中美關系。正如他自己在書中坦言的那樣, “被一個擁有共同價值觀的競爭對手擊敗是一回事, 而被一個價值觀迥異的對手超越則的確是另外一回事。”10在意識形態相左的情況下, 艾利森列舉蘇聯與美國的爭霸作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國家利益》網站和《金融時報》發表兩篇文章, 推舉肯尼迪總統在55年前演講中提出的戰略, 主張“安護多樣性的世界” (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 , 這區別于威爾遜總統倡導的“安護民主的世界”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夏岬洗永疵揮蟹牌姆垂擦⒊? 但卻愿意“與敵手共存”, 從“為民主而戰”轉向“為守護和平而容忍多樣性”, 期望不同的政體之間展開和平競賽, 最終讓時間來裁決哪一種制度最為可取。這其實也契合了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 (“和平過渡”“和平競賽”與“和平共處”) 。艾利森認為, 肯尼迪這一“深刻的思想”為“當今正在應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國和中國提供了線索”。11約瑟夫·奈 (Joseph S.Nye) 和薩克斯 (Jeffrey Sachs) 等知名學者也撰文論述肯尼迪演講對當下的借鑒意義。12

  但是, 肯尼迪的戰略思想會對誰有吸引力?當年那場“和平競賽”以蘇聯解體告終, 這究竟是“有益的經驗”還是“慘痛的教訓”取決于解讀的視角。何況, 今天的守成大國還會有耐心等待半個世紀嗎?而崛起大國會甘愿退守次強來取悅霸權大國嗎?也許, 將昔日的美蘇爭霸作為當前中美競爭的參照模板根本是一種誤會。對于艾利森來說, 價值觀沖突是他既無法回避又難以處理的問題。在他的論述中, 冷戰既是應對陷阱的一個方案 (如果能避免升級為“熱戰”) , 又是滑向陷阱的險境 (如果會使沖突不斷激化) 。艾利森的核心論旨在于, 應當淡化政體與價值觀的分歧, 通過尋求“共同利益”來達成和平。

  可是利益并不是價值無涉的, 也遠不只是一些可明確計量的指標 (比如貿易逆差) 。那種拋開價值理念來談論“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謂“現實主義”觀點, 不僅膚淺而且缺乏真正的現實感。如果利益的定義是對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處, 那么利益只能在“何為重要之事”的價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 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識形態圖景。人類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無法獨立于“共同價值”。擱置價值分歧的權宜之計缺乏可持續的有效性, 在高度相互依賴的國際環境下越來越難以維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終依賴于共同價值的塑造, 這卻是極為艱難的事業, 需要付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但美國已經失去耐心了, 這是10月4日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試圖發出的信號, 一個明確而危險的信號。彭斯認為, 美國曾相信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自由國家”, 但這種天真的希望落空了。在他看來, 中國對美國的挑戰不只限于經貿和技術領域, 而且指向其價值理想。他明確表示, 特朗普政府將不再繼續以往的寬容放任政策, 決意強硬地回應中國的挑戰, 以此“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最珍視的理想”。13彭斯講話的強硬基調也是美國對自身挫折感的反彈。他所謂“樂觀的希望”實際上是寄希望于中國在開放進程中發生“和平演變”。但40年過去了, 這個希望越來越渺茫。顯然, 西方政界與思想界的許多人士誤判了中國的發展方向, 他們低估了中國政府捍衛自身政治事業的抱負與意志。

  《外交事務》雜志3/4月號發表《重估中國》一文, 作者是奧巴馬總統任期時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 (Kurt Campbell) 和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 (Ely Ratner) 。文章檢討了美國對華“接觸” (engagement) 政策的失誤, 承認這種政策基于一個錯誤的深層信念:“美國的力量和霸權能夠容易地將中國塑造為美國所期望的樣子”, 而結果卻是“美國的期望與中國的現實之間差距不斷增長”。兩位作者最后建議, 一種更好方案的起點是美國以“新的謙遜”來看待自身改變中國的能力, 既不尋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試圖去轉變中國, 而是將政策立足于對中國更為現實的設想。14《外交事務》隨后在7/8月號刊登討論專輯“美國誤判了中國嗎?”, 包括王緝思、芮效儉 (Stapleton Roy) 、弗里德伯格 (Aaron Friedberg) 和約瑟夫·奈等多位學者針對《重估中國》一文就美國的接觸政策展開辯論, 坎貝爾和拉特納最后予以回應。學者之間仍然存在分歧。芮效儉指出, 接觸政策未必是在尋求以美國的形象來塑造中國, 而是有其現實主義維度, 對促進美國的利益是有所成效的。奈認為, 言稱接觸政策無法轉變中國的觀點, 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檢測。15這一議題還引起了《國家利益》等雜志的后續討論。16

  實際上, 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具有接觸與圍堵的雙重性, 在交錯展開中時常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接觸政策失效, 因為和平演變希望渺茫, 而圍堵戰略不再可能, 因為中國已經全面進入西方經濟體系的內部。彭斯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不只帶有明顯的圍堵傾向, 而且將反擊從貿易紛爭擴大到文化與政治領域, 這令人回想起丘吉爾首相1946年3月的“鐵幕演講”, 被一些評論家稱為“新鐵幕演講”。隨后, 圍繞“新冷戰”的辯論再度成為焦點議題。

  “新冷戰” (也被稱為“冷戰2.0”和“第二次冷戰”) 并不是新術語。早在1998年, 美國外交家、圍堵戰略的倡導者凱南 (George Kennan) 就將“北約東擴”視為“新冷戰的開始”。此后近二十年間, 新冷戰的討論主要圍繞著俄國對歐美的挑戰及其可能前景, 尤其在2014年俄國“收復”克里米亞的事件中成為熱點。而近年來, 新冷戰的議題也開始針對中國。2018年, 《國家利益》雜志在5/6月號發表長篇文章《美國對陣俄國與中國:歡迎來到第二次冷戰》, 作者林德 (Michael Lind) 是“新美國”智庫的聯合創始人, 也是許多著名報刊的撰稿人。17他從地緣政治、歷史、外交、軍事、經濟和技術等多個角度全面分析了第二次冷戰的可能, 得出兩個核心論點。首先, “第二次冷戰的深層原因, 是第一次冷戰后美國尋求全球霸權, 遭到了中國人與俄國人的抵抗”;其次, “如果美國的勝利要被界定為達成美國的全球霸權而不顧他們的抵抗, 尤其是中國的抵抗, 那么美國將在第二次冷戰中被打敗”。林德認為, 美國不可能實現那些“新冷戰勇士們”談論的目標, 包括讓中國接受美國在東亞的永久軍事支配, 接受由美國及其盟友 (而沒有中國參與) 制定的世界貿易的各種規則, 讓俄國默許北約在俄邊界地帶的永久存在, 讓俄國將克里米亞回歸給烏克蘭。

  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議, 美國應當放棄全球霸權的目標, 轉向謀求新的全球“暫行協議” (modus vivendi) , 具有鮮明的多元主義和實用主義取向。在地緣政治方面, 重新承認被放棄的“勢力范圍” (spheres of influence) 劃分, 這對緩解大國沖突是更為有效的方式;而在經濟方面, “取代華盛頓共識的不是北京共識, 而是經濟多元主義”。如果雙邊主義和“微多邊主義” (minilateralism) 更符合許多國家的經濟利益, 那么拋棄為全球經濟制定單一規則的方案也不足為惜。林德認為, 將美國利益等同于創造和維護“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 (Pax Americana) 是愚蠢的, 既會遭到對手的抗拒, 也不會得到盟友的支持, “只有平衡自身的資源和承諾, 美國才能夠引領世界從新的冷戰回到新的‘冷和平’”。

  林德的文章為新冷戰勾勒出相對完整的輪廓, 并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應對大國沖突的實用主義策略。而許多論者則質疑“新冷戰”概念本身的恰當性, 這種質疑有顯而易見的論據。舊的冷戰已經結束, 解體的“蘇聯陣營”不可能重新集結, 經濟高度一體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為兩個相對自足、彼此對抗的經濟體。此外, 除了美國之外, 也沒有國家熱衷于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簡而言之, 在政治、經濟、地緣和世界觀意義上全面對抗的兩大陣營不復存在, 因此“新冷戰”是一個時代錯置的概念。

  的確, 舊冷戰的模式不可能重現, 但新冷戰成為受人關注的議題并非毫無緣由。政體形式與思想觀念的競爭并沒有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告終, 所謂“冷戰思維”也不會輕易淡出。美國感到自身面臨的挑戰, 不只來自經濟與科技的新勢力, 而且嵌入了強有力的國家意識形態。被美國視為國際秩序的“修正派”勢力正在有力地阻擊它所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進程:將“二戰”后在大西洋國家構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擴展。當下, 困于挫敗感的美國尚未形成完整的應對戰略, 但新的國際議程可能已經在謀劃之中, 也并非毫無蹤??裳?。

  12月4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chael Pompeo) 剛剛結束G20峰會, 便趕到布魯塞爾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發表講話。18他強調指出,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并不意味著放棄美國的領導作用, “恰恰相反, 秉承我們偉大民主制的最出色的傳統, 我們正在集結全世界的高尚國家 (noble nations) 來建立一個新的自由秩序, 防止戰爭并為所有人實現更大的繁榮。”整個演講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國際秩序”, 因為原有的秩序已經失效。何以失效?演講中有兩個段落值得注意。他聲稱“在冷戰結束后, 我們聽任這個自由秩序開始受到侵蝕”, 因此“某些壞分子 (bad actors) 利用我們缺乏領導力的機會為他們自己謀利, 這是美國退卻 (retreat) 所產生的惡果。特朗普總統決意逆轉這個局面”。在此, 蓬佩奧委婉地將部分責任歸咎于美國幾屆前任總統:所謂冷戰后的“聽任”是暗指從克林頓到奧巴馬執政時期的姑息放任政策, 實際上導致了美國的“退卻”, 出現了“缺乏領導力的機會”, 才讓“壞分子”有了可乘之機。于是, 蓬佩奧完全顛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棄而是真正擔負起了強有力的領導角色, 逆轉以往軟弱無力的“退卻”局面。

  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據所謂“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principled realism) , 蘊含價值標準和利益訴求的雙重性。方法是清理門戶與排斥異端并舉。首先, 以民族國家主權為核心, 以雙邊主義方式重建談判國際協議, 放棄運轉失靈的國際機制。“國際機構必須有助于促進合作, 從而支撐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價值觀, 否則它們就必須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 “本屆政府將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談判過時的或者有害的條約、貿易協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們主權利益或者我們盟國利益的國際協議”。其次, 排斥和壓制“違規者”, “當條約遭到破壞時, 違規者必須受到反擊, 條約必須得到修改或被廢棄”。最后, 他訴諸?;? “我們所面臨的威脅來自那些強勢的國家和行為者, 其野心是要以其自身不自由的形態來重塑國際秩序”, 因此“尤為迫切地呼吁”盟友拿出勇氣。

  蓬佩奧演講的要義在于, 重新確立盟友與對手的邊界, 號召“高尚國家”聯合起來“放棄幻想, 準備戰斗”。拋開既有的國際秩序重起爐灶, 從過度擴張也過于包容的全球性國際機制中撤離, 收縮到最初的大西洋國家圈及其可靠盟友, 而申請加入“高尚國家”俱樂部的外部成員需要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核。

  這會是美國新戰略的雛形嗎?即便如此, 也很難說這是特朗普的規劃, 還是美國共和黨精英的構想。有趣的是, 《經濟學人》在12月發表的《再造自由主義》長篇宣言中, 有一個段落與蓬佩奧的論旨有相似之處。文章指出, 辭世不久的美國資深參議員麥凱恩 (John McCain) 在十年前提出過一個“民主國家聯盟” (league of democracies) 的想法。這個聯盟的成員“尊崇自由、民主的價值觀, 同時在這些問題上相互問責”, 認為“這個想法值得重溫”, 這個聯盟作為不同于聯合國的另一種平臺是“可信而有用的”。19

  彭斯與蓬佩奧的演講顯示, 美國正在改變“自由秩序”的涵義和取向, 從以往包容開放的全球主義, 轉向黨同伐異的敵我劃界;從信奉“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普遍價值, 轉向“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的戒心。然而, 雄心勃勃的“新自由秩序”最終可能是一廂情愿。特朗普的魯莽與多變真的可以算作是意志與靈活性的體現嗎?他執政以來對歐洲的粗鄙態度還有能力集結所謂“高尚國家”嗎?這種新的構想更可能導向新無序而不是新秩序, 沖突和對抗可能進一步加劇。無論如何, 卡爾·施米特的信徒們以及宣告“歷史終結論已經終結”的有識之士們, 將會欣然見證歷史斗爭重新開啟的一幕。

  二、美國政治的戰場

  特朗普執政的第二年在聯邦政府部分關閉的狀態中落幕。這種狀態延續至新年, 創下了美國“政府停擺”最久的歷史記錄, 或許還會再次停擺, 也可能以總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而告終?!杜υ際北ā繁ǖ浪? 特朗普曾在瀏覽媒體大標題時感嘆道, “我干得很棒, 但每天都像一場戰爭!”20

  特朗普是一名頑強的斗士, 而且其格外癡迷于自己的“硬漢男人”形象。所謂“性格決定命運”之說并不全然可信, 但一個強勢元首的性格必定會影響其國家的命運。整個2018年美國政壇硝煙彌漫:從國際到國內, 從“零容忍”非法移民到避難所中移民子女的處境, 從“通俄門”調查到前私人律師科恩 (Michael Cohen) 被判刑, 從移民問題到邊境安全, 從大法官任命到中期選舉, 從兩黨對峙到白宮內部的人事糾紛……事關政治的領域幾乎全部演變為“戰場” (battlefields) 。

  早在競選期間, 特朗普的好戰品行就展露無遺, 因此并不出人意料。只是當時有許多人相信, 美國的憲政體制與公共領域具有強大的制約力量, 終將馴化特朗普的“野性”與“任性”, 使他轉變成一個“規范的”總統。這種預期顯然落空了。也許, 第一夫人對其丈夫的見識更為真切?!痘⒍儆時ā吩雒防徭腦八?ldquo;如果遭受攻擊, 他會猛烈十倍地予以還擊”。21所有制約力量在特朗普看來都是對他的個人攻擊, 激發他幾乎本能的更為勇猛的反擊, 使他更偏離人們對正常總統的期望, 從而導致更密集的質疑批評。

  2018年伊始, 作家沃爾夫 (Michael Wolff) 推出《火與怒》;8月, 前白宮通訊主任紐曼 (Omarosa Manigault Newman) 發表《精神失?!?9月, 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出版《恐懼:特朗普在白宮》。三本先后出版的暢銷書, 都揭露了白宮驚悚懾人的內幕, 引發輿論風暴。22三位作者風格頗為不同。沃爾夫筆法勁爆, 長于秘聞軼事, 頗有政治八卦色彩, 讓人半信半疑。紐曼揭秘來自親歷證據, 但她不是中立的觀察者, 在白宮任期一年后被解雇, 或有“復仇”之嫌。但伍德沃德則是聲譽卓著的記者和作家, 早年與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 一起報道“水門事件”而一舉成名, 撰寫過八部以總統為題的書籍 (從尼克松到奧巴馬) , 曾兩次榮獲普利策新聞獎?!犢志濉芬皇橐匝轄髟檔鬧ぞ?(包括幾百小時的訪談錄音) 見長, 更為深入可信, 也更令人震驚。

  與此同時, 《紐約時報》9月6日罕見地發表一篇匿名文章, 題為《特朗普行政當局內部的寂靜抵抗》。作者是一位白宮高級官員, 指出特朗普陷入了一個他尚未充分理解的困境:他自己的許多高級官員正在“從內部不懈努力, 以挫敗他的部分議程和最糟糕的傾向”, 而作者本人就是這種內部抵抗的參與者。作者雖然同屬共和黨, 但尖銳抨擊總統的道德水準和領導能力 (失德、魯莽、狹隘、不稱職) , 更無法接受這個國家“與他一起沉淪”。作者認為美國公眾應該知道“房間里還有成年人”:“我們充分意識到正在發生什么。我們在努力做正確的事, 即使是在特朗普不會這樣做的時候。”23這篇文章引起特朗普的震怒, 指控匿名作者涉嫌叛國罪。媒體對“誰是白宮內鬼”的猜測也造成連鎖性恐慌, 從副總統到部長等眾多高級官員紛紛公開聲明“不是我寫的”。24匿名文章與三部暢銷書相互佐證, 坐實了白宮的亂象。正如《恐懼》中前白宮秘書波特 (Rob Porter) 所言:“這不再是總統職位, 這也不再是白宮。這里只有一個想要如其所是做自己的人。”25

  然而, 對特朗普的頻繁曝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盧斯 (Edward Luce) 在《金融時報》的評論中寫道, 美國民眾起初對特朗普的虛偽、自戀與無知感到震驚, 但隨著一次次揭秘材料的出爐, 他們已經漸漸麻木。時至如今, 這些“猛料”已經無法使人震驚了。“特朗普極不適合當總統, 但顯然任何人都對此束手無策。”26盧斯表達的無奈與無力感或許真切, 但這并不是公眾甘于無所作為的信號, 而是在政治極化背景下, 對立雙方無法妥協又難以推進的征兆。戰斗仍在繼續并且日漸激烈, 只是常常難解難分。

  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選卡瓦諾 (Brett Kavanaugh) 遭到民主黨的強力阻擊, 10月6日, 他在經歷了性騷擾指控、調查和聽證的風暴之后, 以兩票的微弱優勢 (50票對48票) 通過參議院批準, 進入聯邦最高法院。11月中期選舉的競爭更為激烈, 兩大政黨全力動員, 投票率創下歷史新高。最終, 民主黨獲得了值得欣慰的成績, 在眾議院奪回30多個席位成為多數黨, 女性與少數群體的議員數量也明顯上升。但原先期望的“大藍潮”實際上“既不夠大, 也不太藍”。“不夠大”是指翻轉力度不夠強勁, 未能在參議院獲得多數, 在眾議院也遠不及共和黨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掀起的“海嘯” (奪回63個席位) 。“不太藍”是指文化進步主義的色調不足, 民主黨多名呼聲很高的進步派候選人最終未能如愿以償, 幾位文化立場相對保守的民主黨候選人獲勝。在謀求連任的民主黨參議員中, 此前投票反對卡瓦諾出任大法官的三位議員都失去了席位, 而唯一的“反水者”曼欽 (Joe Manchin) 則獲得連任。但無論如何, 此次中期選舉打破了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同時占據多數的優勢, 對特朗普未來兩年的執政形成了制衡與挑戰。

  然而, 特朗普并不會因為中期選舉的挫折而收斂鋒芒, 而在選舉后立即解雇了司法部長。他不僅有越挫越勇的斗志, 而且已經擁有體制化的政治資本。這位體制外的政治素人, 借 (共和黨之) 殼上位的總統, 并沒有被共和黨建制派所馴化。相反, 他已經成功地駕馭了 (或者說“綁架了”) 共和黨, 這是他執政兩年來最突出的一項成就。

  著名政治學家曼德爾鮑姆 (Michael Mandelbaum) 12月在《美國利益》網站上發表文章指出, 特朗普已經成為“一位共和黨的總統”, 因為他在共和黨的經典政治議程中有所成就。27減稅措施、放松政府管制的經營自由以及 (直到年底前的) 股市持續繁榮, 贏得了經濟保守派的支持。而他任命的30名上訴法院和50名地區法院的法官, 尤其是兩位進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 可能長久地改變“文化戰爭”的力量對比, 抵御來自進步派的“價值侵蝕”, 這將受到文化保守派的擁戴。當然, 這并不意味著特朗普擁有多么廣泛的民眾基礎。自現代民調以來, 特朗普是唯一在前兩年任期中從未達到50%支持率的總統, 他的民眾支持率一直低于對他的反對率。但是, 他在共和黨選民中享有高達九成的好評。由于在黨內的這種聲望, 他在2020年謀求連任的企圖很難遭到其他共和黨候選人的挑戰。

  但在另一方面, 強勢的特朗普又是一位“弱總統”。曼德爾鮑姆認為, “以歷史尺度來衡量, 特朗普的成就是平庸的。”這些成就至少一半歸因于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占據多數的優勢??鑾? 他仍然未能廢除“奧巴馬醫保”, 也尚未建造美墨邊境墻。此外, 特朗普還存在三個弱項。首先是缺乏執政經驗, 對政府必須處理的問題無從把握。“雖然總統席位并不是知識測驗, 但無知并不是資產。”其次, 他缺乏一群能干而忠誠的執行者, 難以形成一個聯結總統、高級官員與整個官僚機構的網絡來執行他的計劃, 像一輛汽車的方向盤與底盤缺乏有效的連接。最后, 特朗普任命的許多高級官員常常與他的政策偏好相左, 甚至拒絕實施他的政策。所有這些特點都會削弱總統的執政能力。

  然而, 共和黨已經別無選擇。那些“絕不要特朗普” (Never-Trump) 的共和黨人還能做什么呢?政論家弗拉姆 (David Frum) 曾是小布什總統的演講撰稿人 (“邪惡軸心”一詞的發明者) , 他在1月發表《特朗普制》 (Trumpocracy) 一書, 批判特朗普對美國民主造成的威脅, 清晰而深入地思考共和黨擺脫“特朗普制”的復興規劃。28但真正的困局在于 (如他自己在一次訪談中承認的那樣) , 特朗普能在選舉中勝出, 這是共和黨其他更優秀的候選人以及更好的競選策略難以企及的, 這在2020年仍然是一個難題。29

  學術界的保守派今年出版了《特朗普與政治哲學》, 這是主標題相同的兩部姊妹篇論文集 (副標題分別是“愛國主義、世界主義與公民美德”以及“領袖、政治家風范與暴政”) , 總篇幅達700頁之巨, 其中不少作者具有施特勞斯派傾向 (比如圣母大學的扎科特夫婦) , 更多的作者是年輕學人, 包括哈佛大學講師的亞當·桑德爾 (邁克爾·桑德爾之子) 。30兩部文集援用經典政治哲學 (從柏拉圖到施米特) 的視角來探究特朗普現象, 其中不少論文思考精深, 頗有洞見。但出版之后幾乎無人問津 (在亞馬遜網站上, 兩部文集的打分人數和評論數量均為零) 。

  除了著書立說之外, 許多反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或許只剩下懷舊了。在對麥凱恩參議員和老布什總統的悼念中, 緬懷“過去的好時光”。雖然兩位逝者在任時期的表現絕非無可挑剔, 但在與時任總統的對比中, 變得格外可敬, 他們是老派、敬業以及體面的 (decent) 長者。在老布什總統的葬禮上, 特朗普的孤立是如此醒目, 他一臉蕭瑟挺過了難堪的場面。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 但他也堅信共和黨別無選擇。

  《紐約客》的一篇文章指出, 特朗普任期兩年中高級官員的更換率高達65%, 以至于無法及時任命正式的接替者。在新年開始的時候, 代理職位包括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內政部長、白宮辦公廳主任、環境?;な鷸鞴芎妥ち瞎笫溝?。隨著國防部長馬蒂斯 (James Mattis) 的辭職, “房間里的成年人”已經所剩無幾。特朗普變得束縛更少, 可能也更加危險。31《紐約時報》評論說, 特朗普越來越依賴自己的本能行事, 比任職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 更少受任何人的影響。于是, “每天都像一場戰爭”, 他像閱讀“戰報”一樣每天花費大量時間 (6到8小時) 觀看電視和媒體的消息, 時而亢奮時而沮喪, 也越來越像是總統的“孤身奮戰”。32

  在圣誕節前夕, 特朗普發出一條推文, “我孤身一人 (可憐的我) 在白宮, 等待民主黨人回來, 對急需的邊境安全達成協議”。他所急需的是50億美元來造墻, 競選中曾發誓要造的那道“宏偉的、美麗的”墻。但人們沒有忘記, 他當初承諾要讓墨西哥付錢來造這堵墻。在新年之初與國會的商談中, 特朗普憤然離席, 威脅要動用“國家緊急狀態”來造墻。無論成敗, 他要向基本盤選民表明:我窮盡了一切手段。這是一場跨年的持久戰, 但絕不會是特朗普任期內的最后一戰。

  蓋洛普民調顯示, 在2018年初特朗普的支持率是39%, 而經過了整整一年風云, 在12月底他的支持率仍然是完全相同的39%?!杜υ伎汀紡甑椎囊黃ɡ肝惱濾? 無論特朗普給美國和世界造成多少動蕩, 人們對他的評價幾乎凝固不變。而所有這些瘋狂的事情, 在一年之后來看, 可能只是暴風前的寧靜。33

  的確, 政治內在地蘊含斗爭性, 但政治本身具有多重維度, 并不等同于斗爭, 而斗爭也未必以強對抗的方式展開。對抗性的斗爭是所謂“特朗普制”下美國政治的一個突出特征。它會將美國引向何處?套用特朗普的口頭禪——“再看吧” (We’ll see) 。

  三、歐洲的艱難歲月

  在貢比涅 (Compiegne) ,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的簽署地, 馬克龍與默克爾相聚。在11月10日停戰百年之際, 他們為“一戰”紀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 銘文中刻寫著“再次確認法德兩國的和解對于歐洲和平的意義”。這是向歐洲理想致敬的時刻, 但現實的考驗異常嚴峻。一年多之前, 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 隨后默克爾領導的基聯盟在德國大選中勝出, 曾為德法雙輪驅動的歐洲事業帶來了新的動力。但重獲的信心在一年之后已經籠罩在憂慮的陰影之中。

  哈斯在《歐洲的混亂》一文中寫道, “巴黎的部分地區在燃燒, 英國被脫歐所吞噬和分裂, 領導意大利的是一個抵制歐盟預算規則的笨拙的左右翼聯盟, 德國正在應對政治重組而且處在向新領導人過渡的初期階段, 匈牙利和波蘭已經皈依反自由主義, 而西班牙正在面對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的挑戰。”34許多關于歐洲的報道評論, 都不約而同地在標題中使用了“混亂” (disarray) 一詞。在彭博社 (Bloomberg) 的采訪報道中, 前丹麥首相和北約組織秘書長拉斯穆森 (Anders Fogh Rasmussen) 表達了對“歐洲無領導”狀況的擔憂, 而美國也已無法發揮引領作用, 這使人懷疑“西方”是否還是一個有意義的實體。35

  什么樣的政治家才能勝任歐洲的領導角色?雄心勃勃的政壇新星馬克龍, 這位理想主義的改革家和歐盟的積極倡導者, 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 現在正陷入執政?;?。當他從G20峰會返回巴黎的時候, “黃背心抗議”已經風起云涌?!督鶉謔北ā紛ɡ缸骷依章?(Gideon Rachman) 發表文章分析了“馬克龍議程”的三個關鍵方面:“國內經濟改革、更深度的歐洲一體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進程是, 首先, 馬克龍在法國的改革獲得成功;然后, 他說服德國一起推進歐盟改革的規劃, “建立一個真正的歐洲經濟政府”;最后, 依憑一個得到鞏固的歐盟, 來反擊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勢力。而當下馬克龍的國內議程遭遇挫折, 他的歐洲和國際議程便可能落空。拉赫曼指出, 法國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 公眾“既要求減稅, 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務”, 因此領導法國看起來像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連續幾任總統, 風格迥異但最終都遭到公眾鄙視:薩科齊太華而不實, 奧朗德太平庸, 如今馬克龍則被指責為“過于高傲”。本來期望馬克龍能夠打破這種惡性循環, 成為全球自由價值的引領者, “但現在看來, 馬克龍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總統職位都將是幸運的了”。36

  馬克龍能夠度過這場?;?他在2019年1月13日發表“告國民書”, 邀請國民從1月15日起參與為期兩個月的全國大辯論。37他承諾傾聽民意, 向公民咨政, 鼓勵理性和文明的辯論, 并給出了具體的辯論議題。他呼吁互助與團結, 期望“一起將憤怒轉化成解決問題的辦法”, 同時也表達了堅守改革議程的決心。這場“既不是選舉, 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國大辯論, 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 極富法國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學氣質, 而且契合馬克龍的風格。但它能否化解這場執政?;孕杞郵芟質檔目佳?。

  在德國, 沉穩老練的默克爾度過了艱難的一年。在2017年大選之后, 她經過長達半年之久的曲折協商才組成了聯合政府。6月, 默克爾再度陷入難民問題的泥沼, 必須同時調解內閣的分歧、德國的黨派爭議以及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選舉中, 基民盟及其姐妹黨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亞州遭遇重創。10月底, 默克爾宣布, 她將辭去基民盟主席, 并在2021年總理任期結束后離職。

  《紐約客》12月刊登的長篇文章透露, 在2016年特朗普勝選后的第八天, 奧巴馬最后一次作為總統出訪柏林與默克爾會面。當時默克爾將要完成第三次總理任期, 對是否繼續執政十分猶豫, 而奧巴馬敦促她謀求連任, 因為面對英國脫歐、席卷歐洲的民粹主義浪潮以及特朗普執政的不確定性, 歐洲需要默克爾擔負其凝聚的使命。在特朗普上任幾個月之后, 默克爾明確表示“我們歐洲人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38

  默克爾對歐盟事業的承諾深受其“政治導師”科爾 (Helmut Kohl) 的影響??貧謚湊詡渫瓿閃說鹿耐騁? 也是歐洲一體化最熱忱的倡導者和有力的推動者。牛津大學歐洲史教授阿什 (Timothy Garton Ash) 曾在文章中提及他與科爾會面的一段談話??貧運? “你意識到嗎?現在坐在你對面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繼承者。”39作為希特勒之后統一德國的第一任總理, 科爾具有極為深刻的歷史責任感——擔負德國對歐洲和平的使命。而歐盟正是確保歐洲持久和平的規劃。

  然而, 在科爾辭世一周年之際, 德國政界圍繞移民問題發生嚴重分歧, 危及德國在歐盟的地位。6月28日, 瑞典前首相比爾特 (Carl Bildt) 發表文章指出, 德國正陷入一場是否要繼承科爾政治遺產的斗爭, 他稱之為“德國的靈魂之戰”。表面的爭論是, 德國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歐盟國家注冊過的那些難民驅逐出境, 但更深層的問題是, 德國“應當單獨自行其是, 還是繼續尋求共同的歐洲方案”。若是按照科爾的政治思考, 德國必須考慮自身政策對歐洲的影響, 不會把問題甩給周邊的小國, 因為它們的安全問題也就是德國自己的問題。盡管流入歐洲的移民和難民數量已經遠遠低于2015年和2016年, 但移民仍是整個歐洲大陸的熱點問題。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潮下, 德國關于移民的爭論不斷升級, 已成為“德國的靈魂之戰”, 將決定未來德國在歐洲的角色, 以及整個歐洲一體化的前景。40

  6月29日凌晨5點, 歐盟峰會經過長達12個小時艱苦卓絕的談判, 達成一項安置難民的協議, 默克爾稱之為“良好的妥協”?!洞笪餮笤驢販⒈砦惱濾? “默克爾再次證明了自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掖嬲?rdquo;。這是一個留有隱患的協議, 但體現了她挫敗對手、保持權力的典型秘訣:“一次次, 她設法拼湊起混雜的聯盟和過渡性協議, 能讓足夠多的人滿意并留有足夠多的時間來維持她的總理職位, 直到下一次?;戳? 到時候她將再次如法炮制。”文章以《默克爾, 逃離大師》為題, 言下之意是, 她只能逃離?;突航馕侍? 卻無法真正解決問題。41

  的確, 默克爾不能, 但面對當下的歐洲難題又有誰敢于奢談“解決”?能夠“挺住”?;掖嬉丫鬩災檔瞇牢?。默克爾平息了內閣的爭斗、防止了聯合政府的解體, 化解了歐盟成員國彼此推諉的僵局, 盡管只是暫時的。12月7日, 基民盟黨代會選舉卡倫鮑爾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擔任新的黨主席, 她常被人稱作“小默克爾”, 也是最符合默克爾心愿的繼任者。在擔任基民盟黨主席長達十八年之后, 默克爾終于卸任, 她的告別演講樸實無華, 最后說“是時候翻開新的一頁了”。德國 (甚至歐洲) 的“默克爾時代”將在三年之后落幕。42

  英國在久拖不決的脫歐進程中備受煎熬。許多媒體將英國脫歐比作一場“痛苦的離婚”。英國不是一個當事人而是一個國家, 其中有黨派之爭、地區差異和立場分歧, 在軟硬快慢的各種脫歐方案的爭議中陷入僵局。與此同時, 反對脫歐的聲音也越發強烈, 阿什教授是其中的積極分子。他11月在《衛報》發表文章向英國同胞呼吁, “如果我們在民眾投票中決定回頭留下, 那么歐洲的大門仍然敞開著。否則, 我們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談成的協議, 并從此過上不歡樂的生活。”43他在12月12日又發表了一封寫給歐洲的公開信, 懇請歐盟的朋友們發出清晰、簡單和積極的訊息——“我們要你們留下”。44基民盟新任主席卡倫鮑爾與20多位德國政界與商業界著名人物, 在1月18日《泰晤士報》上發表《德國友人敦促英國留在歐盟》的聯署公開信, 表示“英國已經成為我們作為歐洲人的一部分”, “英國人應該知道:我們心底的愿望, 我們要他們留下”。公開信表達了對英國人民選擇的尊重, 但如果英國決定留下, “我們的大門將總是敞開的”。45根據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2萬人樣本的調查, 其中有54%的受訪者支持留在歐盟。

  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過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脅, 但在新年1月中旬議會下院的表決中, 她代表英國政府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被比例懸殊的投票否決。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 “二次公投”“不脫歐”和“推遲脫歐期限”等幾項修正案均遭到否決。通過的修正案使梅獲得“授權”, “對‘脫歐’協議作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調整”, 這意味著她將與歐盟重新談判新的協議條款, 但前景并不樂觀。

  德國右翼的另類選擇黨 (AfD) 正在醞釀德國脫歐的計劃。實際上, 許多成員國都有反對歐盟的群體和勢力, 將歐盟視為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但是脫歐或者解散歐盟是更現實可行的嗎?會不會是一場更驚悚的噩夢?英國脫歐的痛苦過程就是一個縮影。歐洲一體化注定是艱難而漫長的歷程, 也必定經歷曲折反復的斗爭。2019年1月25日, 法國《解放報》發表了30位著名知識分子聯署的公開信, 《歐洲之家失火了——歐洲愛國者宣言》。46這封公開信由法國明星哲學家萊維 (Bernard-Henri Lévy) 起草, 認為歐洲正處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危險的時期, 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遭遇嚴峻挑戰, 呼吁公眾以行動反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身份主義者的猖獗蔓延, 以捍衛歐洲精神和自由價值, 為迎接5月來臨的歐洲議會選舉做好準備。聯署人還包括作家帕慕克 (Orhan Pamuk) 、昆德拉 (Milan Kundera) 、麥克尤恩 (Ian McEwan) 、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耶利內克 (Elfriede Jelinek) 和歷史學家亞當·米奇尼克 (Adam Michnik) 等。公開信翻譯為多種語言, 英文版《為歐洲而戰, 否則破壞者們將摧毀它》在《衛報》發表。47

  當然, 這不會是最后的呼吁, 也不會是最后的斗爭。曾經戰亂的歐洲祈求和平與安全, 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們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嚴。不同的訴求, 在新老歐洲國家、不同語言和不同階層之間, 形成各自對于歐盟不同的立場和態度, 這注定了疑歐派和脫歐派會持久存在, 并將持久地危及人們對歐盟事業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對視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貢比涅, 在百年尺度的歷史視野下, 或許更能領會歐洲已經走過了多么艱難而非凡的歷程。

  四、自由主義的死亡與重生

  在2018年, 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論述“自由主義的死亡”。這已經不再讓人驚慌失措或欣喜若狂 (取決于你的立場) , 反倒會令人不勝其煩。不是嗎?這些年類似的死亡通知早已不絕于耳, 難道這次的修辭更加情真意切?也許, 自由主義只是奄奄一息垂而未死, 必須緊急搶救使之復活, 或者應當不斷詛咒讓它盡快死透 (仍然取決于你的態度) 。

  網絡雜志Aeon在6月底發表題為《自由主義的多次死亡》的文章, 作者科爾 (Daniel Cole) 和克拉圖 (Aurelian Craiutu) 是印第安納大學的法學教授和政治學教授。48作者對谷歌收錄的3000多萬本圖書做出詞頻分析, 發現自由主義的最初死亡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 在進入20世紀時又多死了幾次, “而自1920年之后就幾乎一直連續不斷地死亡”。相比之下, 威權主義似乎從不死亡, 而保守主義只是偶然死亡, 那么為什么“自由主義會如此頻繁而持續地被宣告死亡”?作者指出, “自由主義”的詞義含混不清, 也不是統一融貫的政治理論, 還可以用來指稱不同的治理體制, 包括法國的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 放任自由主義 (libertarian) 的“守夜人國家”, 羅斯福新政, 德國秩序自由派的“法秩序國家”等。有學者研究發現了近30種自由主義的不同定義。由于這種內在的多樣性, 一種自由主義的沒落或消失可能不會牽連其全部理論的命運。比如, 在廢除福利國家的同時, 法治憲政、自由市場和個人權利自由仍然可能存留。新自由主義者 (neoliberals) 會為此叫好, 但進步主義自由派則將此視為現代自由主義的嚴重頹敗。由此看來, 自由主義具有法律、政治、經濟和道德 (或宗教) 等多種支柱, 其中個別支柱的損毀不足以傾覆自由主義的整個大廈, 這就給任何宣告自由主義死亡的人造成了麻煩。

  當然, 具有內在多樣性的自由主義家族也分享了一些基本原則。文章指出, 自由主義者幾乎都同意, 個人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都是可能的, 方式是通過培育亞當·斯密所說的“道德情操”, 依照科學方法將理性應用于證據。他們相信制度結構 (社會建立的憲政法律規則和政策) 總是實驗性的, 也基于人類可錯性 (fallibility) 的假設, 主張自由主義需要一種反意識形態的開放、謙遜和寬容品質 (雖然做得并不總是到位) , 認真對待對話和尊重分歧的意義重要性。作者認為, 自由主義百年來的進步是非??曬鄣?在自由世界“許多生活中‘極大之惡’, 包括奴隸制、赤貧、失業、基于種族和階級的法律差異以及宗教歧視, 已被消除或極大地緩解”。但弊端和問題也持續存在。自由主義者的抱負遠大, 但自由社會的現實永遠無法企及理想。其中一個原因是自由主義蘊含著多種彼此沖突的目標 (比如, 更大的個人自主性與更充分的平等之間存在沖突) 。“由于這種內在緊張, 自由主義攜帶著自我破壞的種子。”雖然獲得了種種進步, 但自由主義的成就總是局部的、暫時的和不完善的。而成功本身也是一個曖昧不清的概念??檔掠?ldquo;人性的曲木”之說, 那么自由社會的成員要期待高于局部的成就便是不恰當的。文章最后寫道, “自由主義與我們對它感受的疑慮如影隨形, 這些疑慮應當引起我們去留意, 甚至去贊美自由主義的批評者指出的它的真正缺陷”。但我們不必去理會那些“宣告整個自由主義規劃已死或存在致命缺陷”的先知們。

  悲觀主義總是比樂觀主義顯得深刻, 更不用說在令人悲觀的時期了?!兜畢碌鈉裘傘?(Enlightenment Now) 是2018年初出版的新書, 作者是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家平克 (Steven Pinker) 。49這部“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 (副標題) 的著作展示出相對樂觀的人類發展圖景, 延續和發展了作者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2011年) 一書的主題, 在當下有些反潮流的意味, 引起相當熱烈的反響, 公開發表的書評有160多篇。

  《當下的啟蒙》獲得主流報刊的盛贊, 以及比爾·蓋茨等社會名流的力薦。同時也引起許多批評, 其中最為尖銳的回應來自英國政治哲學家格雷 (John Gray) , 他在《新政治家》雜志發表的書評題為“未被啟蒙的思考:平克令人難堪的新著是獻給慌亂自由派們的一份虛弱的布道詞”。50這并不令人意外, 格雷多年前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發表過譏評, 稱之為“和平的妄想”, 認為平克論證的人類變得更少暴力的觀點, 完全是“一派胡言” (nonsense) 。平克當時就和格雷有過交鋒, 兩人爭執不下。

  格雷當然不是這部新著唯一的批判者。平克將“理性、科學與世俗人文主義”作為啟蒙的主軸, 遭到“以偏概全”的批評, 許多評論者指出啟蒙運動有內在的多樣性, 啟蒙思想家有些不是科學人文主義者, 其中有宗教信徒也有種族主義者。而且, 平克塑造的啟蒙傳統排除或淡化了盧梭和馬克思的影響, 讓許多人無法接受。有幾位學者特別不滿于他對尼采斷章取義的引用?;褂信姓咧室傷云裘稍碩腦匏? 因為啟蒙“給這個世界帶來了種族主義、奴隸制、帝國主義與種族滅絕”。另有一些批評針對平克宣揚的進步主義觀念。社會變得越來越好的看法似乎違背許多人的當下感受:氣候變暖, 毒品濫用, 校園槍擊, 特朗普現象, 英國脫歐, 民粹主義……凡此種種, 似乎意味著“啟蒙的終結與進步的逆轉”。與此相關的批評是針對平克使用數據的嚴謹性, 他選擇了支持自己論點的有利數據, 而忽視了一些不利的證據?;褂幸恍┡廊銜嬌嗣揮鋅吹狡裘稍碩淖暈彝囈馇閬? 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都是科學和理性“進步”的產物, 最終可能會毀滅啟蒙的理想。

  2019年1月, 平克在網絡雜志Quillette上發表了一篇長達萬言的回應文章, 集中針對以上這些典型的批評意見一并作答。51實際上, 這些批評并不新穎, 一直是啟蒙與反啟蒙之間常見的對立觀點, 也有啟蒙內部多樣性之間的分歧。平克的回應承認啟蒙可以有多種闡釋, 他完全沒有想要壟斷對啟蒙的闡釋權, 而是提供言之有理的一種闡釋, 而且在他看來是對當下最有啟發性的一種啟蒙傳統。平克與他大部分批評者 (包括格雷) 之間的分歧, 在當初的啟蒙運動思想家之間就已經發生。今天的爭議也可以視為延續了啟蒙家族內部經久不息的爭論傳統。

  無論傾向于樂觀還是悲觀的態度, 嚴肅的智識努力都不應當回避啟蒙傳統存在的復雜問題, 也需要直面 (作為啟蒙運動重要遺產之一的) 自由主義的當代困境。9月15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在紀念其創刊175周年的時刻, 在封面上呈現了一份“復興自由主義的宣言” (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 , 開篇有兩頁長的《宣言》 (作為導言) , 隨后是正文《為21世紀再造自由主義》 (Reinventing Lib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 長達10頁 (一萬多詞) , 并附有50種參考文獻。52正文有六個部分, 包括對自由主義的概論, 市場經濟問題, 移民與開放社會, 福利與征稅, 世界秩序, 以及最后對集結起來重振自由主義的召喚。

  導言中指出, 《經濟學人》在175年前創刊時, 就致力推動自由主義——“一種對個體尊嚴、開放市場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諾, 以及一種依靠辯論和改革帶來人類進步的信念”, 而不是如今美國大學校園中流行的左翼“進步主義”, 也不是法國時評人構想的右翼“極端自由主義”。令人憂慮的是“自由主義造就了現代世界, 但現代世界正在背離自由主義”。如果要復興自由主義的活力, 必須反省它失去活力的多種成因。在社會經濟方面, 需要反省自由主義崇尚的“優績制” (meritocracy) 競爭對造成貧富差別與社會固化的影響。在文化方面, 檢討“身份政治”的局限, 在正當回應族群歧視的過程中, 沒有防止它演變為“宗派憤怒”的傾向。在國際與地緣政治方面, 自由派也沒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來捍衛“二戰”后形成的同盟和自由制度體系。在政治上, 當政的自由派已經變得越來越保守, 傾向于維持現狀, 而完全忘記了自由主義最初的激進立場。針對當下的潮流, 《經濟學人》仍然相信自由主義理念的力量, 因此發表一份自由主義復興的宣言, 這是“一種為了人民的自由主義”。正文在最后引用了創刊人威爾遜 (James Wilson) 對這份雜志的承諾:展開“一場在推進前行的智性與阻礙我們進步的無價值的膽怯無知之間的嚴酷競爭”, 相信這種競爭會最好地服務于自由主義的目標。

  這份萬言書很像是“關于自由主義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列舉自由主義的輝煌業績和偉大歷史進步, 同時嚴肅對待當下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困境, 并為21世紀自由主義的再造提出構想。

  五、科學探索與政治正確的爭論

  我們的身體與人格特征究竟是由先天的遺傳因素決定的, 還是在社會文化的環境中養成的?這種非此即彼的提問方式本身是錯誤的。所謂“先天”對“養成” (nature vs. nurture) 的爭論由來已久, 但學術界很少有人信奉“基因決定一切”的極端立場, 也沒有人會完全否認遺傳因素的作用。

  主張種族 (race) 之間有先天的智力高下之分, 是種族主義的觀點, 但這種言論出自沃森 (James Watson) 之口則相當令人困擾。沃森被譽為“DNA之父” (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 , 1962年獲諾貝爾獎, 還曾主持“人類基因組項目”, 是蜚聲世界的生物學家。在2007年他就因發表“他們 (黑人) 的智力與我們 (白人) 不同”等言論, 引起輿論嘩然和學界抨擊, 最終他為此公開道歉, 隨后從他工作了40年的冷泉港實驗室退休。

  2018年美國公共廣播公司 (PBS) 的“美國大師”系列完成了紀錄片《解密沃森》 (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 的制作。53在12月中旬發布的預告片中, 沃森對于被人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簽似乎流露出輕蔑態度, 引人關切。新年第二天紀錄片正式播出后, 沃森在訪談中明確重申了曾遭批評的觀點——“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平均智商存在差異”, 將此歸因于“基因差異”。十天之后, 冷泉港實驗室發表聲明, 譴責沃森“誤用科學為偏見辯護”, 宣布解除他所有榮譽頭銜 (包括名譽主席、榮休教授和名譽董事) 。54在其官方推特發布的這項聲明之下, 很快出現了幾百條讀者留言。55令人吃驚的是, 絕大多數評論對沃森表示同情, 許多人提出了一個貌似有理的質疑:沃森的觀點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確, 但如果在科學上是真實的呢?難道科學真理應當屈從于政治正確的管制嗎?

  對于這種鏗鏘有力的質疑, 有一種斬釘截鐵的回應:沃森的這種觀點首先在科學上是錯誤的 (雖然他是一位科學大師) , 因為在生物學意義上, “種族”類別 (白人、黑人、黃種人等) 并不存在, 這早已是學術界的普遍共識。56許多人誤以為不同的膚色表達了種族之間顯著的群體基因差異, 但膚色差異并沒有這種代表性?;蠆鉅熘饕嬖謨詬鎏逯? 但差異性高低完全不對應所謂“種族”分類。比如, 一個人與種族內部某個成員的基因差異, 很可能超過與種族之外某位成員的差異程度。社會生活中使用的種族分類, 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 (所謂“社會建構”) , 并不具有對應的生物學依據。這是目前生物學和人類學界的主流觀點, 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證據支持, 也有許多相關的科普作品傳播。

  那么, 生物學真相與政治正確從此就能和諧共處了嗎?未必。哈佛大學教授萊克 (David Reich) 微妙地發出了一種不和諧的“噪音”, 可能“軟化”了斬釘截鐵的正確答案, 激起廣泛爭議。萊克年僅45歲, 已經在遺傳學領域做出許多重要貢獻 (包括2010年領導研究團隊, 發現了幾萬年前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類雜交的證據) , 位列2015年《自然》雜志“十大重要科學人物” (Nature’s 10) 。他不僅在專業上出類拔萃, 在政治上也持進步主義立場, 曾公開反對沃森的種族主義言論。這樣一位“又紅又專”的年輕科學家, 何以會觸及政治正確的敏感神經呢?

  2018年3月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萊克的科普新著《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到達這里》, 闡述“古人類DNA與人類過往的新科學”。57同時在3月23日的《紐約時報》發表了其中節選的片段, 題為《現代遺傳學時代的“種族”》 (網絡版標題為“遺傳學如何在改變我們對‘種族’的理解”) 。58文章開篇闡明了一個共識:從基因的視角來看, 人類群體之間非常相似, 不存在足夠的差異來支持“生物學意義的種族”概念, 因此, “種族是一個‘社會建構’, 是一種隨時間和國家變化的人群分類方式”。

  但他話鋒一轉, 認為這種“共識”慢慢轉變為一種“正統” (orthodox) :“在依照當今種族標準來分類的人群之間, 平均遺傳差異是如此微不足道, 以至于在論及任何有意義的生物學特性時, 這些差異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正統觀點進一步要求我們, 應該“對人群之間遺傳差異的任何研究保持憂慮”, 因為這種研究 (無論動機多么良好) 都會被置于“滑坡”之上, 導致各種“關于生物差異的偽科學論述”, 它們曾被用于合理化奴隸貿易、優生學運動和納粹大屠殺。

  萊克試圖挑戰這種正統觀點, 卻是以相當審慎和微妙的方式, 這使得文章具有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 他反復強調“種族”這個概念在生物學上沒有意義 (在用“race”一詞時, 幾乎都冠以引號) , 而且以自己最新的研究發現舉例, 所謂“白人”絕非衍生于自遠古以來就存在的一種人群, 而是四種有差異的古代人群的混合, 彼此的差異程度如同今天的歐洲人與東亞人。實際上, 萊克整本書最突出的論旨是, 古人類DNA研究證明, 自后冰川時代的人類大擴張以來, 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發生了多次巨變。因此, 人類本質上是混血的 (mongrel) , 任何“純種”觀念都是幻覺, “尋求回歸神秘純潔性的各種意識形態都是對硬科學的公然違抗”。

  另一方面, 萊克認為不應當回避研究不同人群 (populations) 之間的遺傳差異。他明確反對一種流行的誤解:由于人類來自共同的祖先, 人群相互分離的時間不久, 不足以在自然選擇壓力下形成重要的遺傳差異。“但這不是事實”, 他指出“東亞人、歐洲人、西非人和澳大利亞人的祖先 (直到最近為止) 幾乎完全相互隔絕了4萬年或更長的時間, 足以讓進化力量發生作用”。人群之間的遺傳差異不僅客觀存在, 而且會影響某些遺傳疾病、特定的身體性狀甚至行為和認知能力在人群之間的概率性差異。

  萊克文章的兩面性呈現內在張力:否定生物學的“種族”概念, 但承認“人群”之間的遺傳差異, 那么“人群”不會成為“種族”隱秘的代名詞嗎?展開這種遺傳學研究, 不只限于疾病防控, 而且拓展到行為與認知領域, 不會讓種族主義話語“借尸還魂”嗎?這當然會激發知識分子的警覺。

  加州大學 (Santa Cruz校區) 社會學教授里爾多 (Jenny Reardo) 集結全球66名學者 (其中包括幾位生物學家, 以及社會科學、歷史、法律、人類學領域的學者) , 3月30日在BuzzFeed網站上發表一封聯署公開信《如何不去討論種族與遺傳學》。59公開信贊賞了萊克對沃森的批評, 但指出他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有嚴重的誤導傾向, 他誤解了人們對生物醫學研究的批評中所表達的關切。公開信指出, 遺傳變異并非不重要, 但“并不遵循種族界限”, 并強調應當汲取歷史的教訓, 對于人類遺傳變異的研究會以很多方式被誤解和濫用。隨后《紐約雜志》《國家》《科學美國人》和《大西洋月刊》等相繼發布文章, 有支持者贊賞萊克的嚴謹態度和科學勇氣, 有反對者指責他不過是“科學種族主義的一個最新例子”。相關的爭議延伸到加拿大、歐洲多國, 以及韓國和印度的報刊媒體。60

  在筆者看來, 絕大多數回應和評論都沒有超出萊克本人的視野和論述水平。尤其是那篇來勢迅猛的聯署公開信, 不過是用萊克自身觀點的一面來攻擊其另一面, 并以斷章取義的引用 (去掉原文中“種族”一詞所帶有的引號) , 將萊克所用的人群概念等同于種族概念, 然后教導他, 不能用人群差異來支持種族的概念, 而這本來就是萊克明確強調的觀點。萊克認為, 即便發現人群之間的平均遺傳差異, 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響, 正如人類的男女兩種性別之間存在基因差別, 我們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導和推進兩性之間的平等。從性別平等之中, 我們可以獲得啟發來處理如何平等地對待人群之間的差異。但公開信完全不顧萊克引入性別差異的語境與論證取向, 挑剔說對男女性別的劃分也要非常謹慎, 因為這會壓制幾百萬“非男非女”的另類性別人口。這種完全錯失了對方要點的批評很難說是正當的, 更像是政治正確敏感性的競賽。公開信發表在BuzzFeed這份從商業小報努力向嚴肅刊物轉型的網站上。萊克沒有回應, 其他報紙也沒有反響。

  實際上, 萊克比他眾多的批評者更為清醒地意識到真正的困難所在:在“人群”與“種族”這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復雜而危險的聯系。3月30日他在《紐約時報》發表回應眾多讀者評論的文章《如何談論“種族”與遺傳學》, 承認人群概念往往會與“今天的‘種族’范疇相關聯” (correlated) 。61因此, 研究人群遺傳差異是一把雙刃劍:在很多情況下它會揭露“種族”概念的虛假性, 瓦解絕大多數的刻板印象, 但遺傳學的發現也有可能會確證某些刻板印象。在這種情況下, 科學發現的只言片語會被某些愿意信奉種族主義觀點的人用來證明自己正確。恰恰因為存在這種可能性, 萊克才要在文章中直面這個問題。

  那么, 萊克如何應對這個難題?他在文章中已經提出自己的思考。首先, 作為科學家, 他堅持將學術的誠實置于優先地位。人群遺傳差異的客觀存在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如果科學家回避或掩蓋這種差異及其效應, 會使公眾喪失對科學的信任, 而且造成一種知識真空, 偽科學的種族主義話語便可能乘虛而入。其次, 承認人群差異的確有可能造成歧視的危險, 萊克的父親 (Walter Reich) 是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首任館長, 他對種族歧視具有很強的敏感性, 因此一再強調他本人分享著“正統觀點”的憂慮 (許多批評者不過是重復萊克多次表達過的憂慮) 。但他的應對策略有兩個方面。首先, 差異本身并不導致歧視, 歧視是對差異的特定闡釋和行動。他在文章中舉例, 男女性別的生物差異最為顯著, 但性別歧視是對這種差異的特定闡釋。第二, 在客觀的生物學意義上, 人群之間的遺傳差異遠低于個體之間的差異, “種族”對于特定個體的生物能力的預測功效是微不足道的, 任何一個群體中的個人都可能在任何一個領域中表現卓越。因此群體間遺傳差異的沖擊是溫和的。

  在特朗普時代的美國, 在種族主義格外敏感的時期, 在科學探索中維護有益的政治正確變得更為艱巨。很難說萊克徹底解決了他自己提出的難題, 但他并不是沒有社會政治敏感性的科學家。他為平衡科學探索和道德訴求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實際上, 差異本身并不直接導致歧視, 兩者之間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闡釋才能聯結。如果差異本身可以使歧視正當化, 那么, 由于個體之間的遺傳差異更加顯著, 個體對個體的歧視也變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 高智商的個體就有理由歧視其他人為“腦殘” (揚言“智商是硬傷”) , 或者高個子也就可以正當嘲笑矮個子為“二等殘疾”, 那么“正常人”對殘障人士的歧視就更為正當了。倫理批判不應導向刻意回避或壓制嚴肅的科學探索, 而應當著眼于改善我們的政治與文化觀念, 在接受差異事實的前提下, 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對待差異, 這才是政治正確應當著力的關鍵。

  六、通向常青藤大學的荊棘之路

  “種族”類別是一種社會建構, 但嚴格說來所有社會范疇都是如此 (只是它們與物理現實之間的關聯或有不同) , 闡明“建構”特征本身并不否定這些范疇的有效性和適用性, 而是強調它們都是被特定文化與政治所塑造的范疇, 也會隨歷史條件而改變。種族 (或族裔) 依然是當今世界各國通用的身份識別范疇之一, 與遺傳的體征有關, 但更深刻的關聯是文化養成。在西方的亞裔學生常常學業出色, 這種所謂“亞裔效應” (Asian effect) 主要是由文化傳統的養成所致。

  目前亞裔美國人口有2140萬 (其中華裔508萬) , 占美國總人口6.7%, 而去年哈佛大學錄取的新生中亞裔占比高達22.9%。一般人對此的直覺反應會是“哇, 好厲害!”。但力求滿分的亞裔學生家長會問, “怎么才22%?為什么不是100%啊?”——這是美國一個脫口秀節目中的片段。現實的情況是, 如果僅僅依照學業成績錄取, 亞裔學生將會占據哈佛的幾乎半壁校園。但即便如此又怎么樣呢?假如有一天哈佛半個校園變得像是北大, 是不可接受的嗎?無論如何, 有證據顯示, 哈佛校方對學生族裔分布均衡問題有所關切, 可能為此采用了不利于亞裔申請者的招生措施, 涉嫌針對特定族裔的歧視。62

  2018年10月15日, 哈佛涉嫌歧視亞裔的訴訟案在波士頓聯邦地區法院正式開庭, 控辯雙方爭論激烈, 審理過程長達三周, 于11月2日結束, 幾個月之后才可能有裁決結果, 此前還將舉行法庭聽證會。這個訴訟案經過了長達四年之久的籌措準備和多次聽證, 預計最終將會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引起社會和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 僅《高教紀事》雜志就發表了28篇相關的報道和評論。63

  亞裔是美國的少數族裔, 但與人口占比對照, 亞裔學生在哈佛 (以及美國多數名牌大學) 并不處在“代表性不足” (under-represented) 的狀況, 為什么會引發歧視的爭議和訴訟?因為在起訴方看來, 哈佛背離了“一視同仁、擇優錄取”的原則, 這是亞裔群體最為熟悉和崇尚的公平觀念, 也是對他們最為有利的公平標準。亞裔學生的平均學業成績明顯優于其他族裔, 尤其是SAT的數學考分 (滿分為800分) 更是遙遙領先。

  美國大學招生同樣以“擇優錄取”為主要原則, 反映了美國“優績制” (meritocracy) 的價值取向, 但其公平原則也包含對弱勢群體的“補償正義”觀念, 突出體現于“平權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又譯作“肯定性措施”) 。此外, 還會兼顧“文化多樣性”的目標, 可能會考慮校園的“族裔平衡” (racial balancing) 。擇優錄取、補償正義和文化多樣性, 這三重維度之間存在張力, 每個大學有自己的側重與應對策略。幾十年來圍繞“平權法案”的辯論和訴訟連綿不絕, 可見平衡公允的決定何等困難。

  平權法案的補償措施, 無論基于家庭收入還是種族背景, 都很難惠及亞裔學生。亞裔美國人不算弱勢群體, 收入中位數不僅超過其他少數族裔, 也超過了美國白人, 而且在歷史上也不曾遭受與黑人同樣嚴重和持久的奴役與歧視。同時, 由于亞裔在美國名校學生中已經占據“超額代表” (over-represented) 的比例, 也很難從族裔多樣性的訴求中受益。因此, 只有簡單的“擇優錄取”原則對亞裔學生最為有利。

  美國沒有“高考”體系, 大多采用綜合評價方式, 學業成績 (SAT和高中成績) 只是評價指標之一。哈佛大學對申請者進行的“整體評級” (overall rating) 中還包括課外活動、體育技能、個性和推薦信等指標。早年的亞裔學生在“課外活動” (包括領導力和特長等) 方面表現相對較弱, 但隨著亞裔申請者數量的急劇提升, 相關的咨詢培訓機構和輔導項目也應運而生, 近幾年來亞裔學生的課外活動表現也毫不遜色, 實際上任何明確客觀的要求都難不倒他們。然而, “個性評價” (personal rating) 卻是內涵模糊、難以測量的指標, 也成為控方起訴的一個焦點?!陡囈碳褪隆繁ǖ? 控方聘請了一位杜克大學的經濟學家, 對哈佛招生數據進行分析。他在法庭提供證詞說, 他的模型分析表明“哈佛招生官員對亞裔美國人申請者的個性評價打了更低的評分, 這減低了他們的錄取機會, 雖然他們獲得了很高的學業與課外活動評分”。64

  這起訴訟案的控辯雙方都面臨某種困境。對于亞裔學生而言, 支持完全無視種族因素的“族盲” (race-blind) 錄取政策, 對擴大自己的升學機會最為有利, 這也意味著廢除平權法案。實際上這次代表亞裔團體的起訴方, 就是一個著名的反平權法案的非盈利機構, 名為“學生公平入學”組織 (簡稱 SFFA) , 其發起人是反對“逆向歧視”的著名斗士。因此許多媒體將此案稱作“哈佛平權法案訴訟案”。但“族盲”錄取政策會在客觀上擠壓處在最底層的拉丁裔和非洲裔學生的入學機會, 已經遭到了一些反彈和抗議。這起訴訟可能會引發與其他少數族群的矛盾, 是亞裔群體希望防止卻又難以完全避免的難題。

  對哈佛大學來說, 實際的關切是亞裔學生占比過大, 導致在校學生的族裔分布失衡。有16所精英大學 (包括所有常青藤學校) 明確表示, 如果采用“族盲”錄取政策, 那就“不再可能有效地尋求那種推進它們教育使命的多樣性水平”。但哈佛大學又不愿使用極具爭議的“種族配額” (racial quota) 方案, 因此就通過減低亞裔申請者的“個性評分”來控制配額?!杜υ際北ā菲纜鬯? 這是哈佛試圖避免亞裔學生過多的“秘密系統”, 這可能強化了關于亞裔的某種刻板印象, 因此涉嫌歧視。65

  哈佛大學法學院亞裔教授杰森 (Jeannie Suk Gersen) 在《紐約客》發表文章指出, 平權法案的廢存問題與亞裔遭受歧視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作者認為應該首先查明歧視是否存在, 但這不意味著必須廢除平權法案, 對于代表性不足的其他少數族裔申請者, 應當將種族作為評估的考慮因素之一。66但她完全沒有提出有效的方案來解決真正的難題:如何在達成多樣性目標的同時避免對亞裔申請者使用更苛刻的錄取標準。

  在申請名校中遭遇的額外阻力, 加劇了亞裔學生的升學壓力。他們必須付諸更為艱辛的努力, 獲得更為卓越的成績來彌補個性指標方面的所謂“短板”。這種競爭壓力也會溢出, 傳遞給其他族裔 (包括白人) 的同學, 形成一種類似“軍備競賽”的態勢。在聲譽良好的高中, 尤其在亞裔學生比例超高的名牌高中, 學生普遍感到不堪重負。早在2004年, 美國著名記者休姆斯 (Edward Humes) 出版《夢想的學?!?(School of Dreams) 一書, 刻畫了加州惠特尼高中 (Whitney High School) 的情景:一些學生每天只有4小時睡眠, 要喝4杯拿鐵, 最終獲得GPA 4.0的成績。67然而, 惠特尼這所頂尖高中有三分之二是亞裔學生 (白人只占12%) 。這其中殘酷的競爭性也有所謂“亞裔效應”的壓力在起作用。

  近二十多年來, 亞裔美國人的數量急劇增長, “亞裔效應”連同其他多種因素, 正在深刻改變美國“自由放任”的校園文化。高中生普遍感到不堪重負, 伴隨著身體和精神疾病的加劇以及學生自殺案件的頻發。媒體持續不斷地報道令人擔憂的現象, 同時也有教育管理者和專家學者發出“減負”和“讓孩子成為孩子”之類的呼吁。對中國讀者來說, 這一切都似曾相識。

  努力學習改變命運, 這是普遍的文化現象, 但在亞洲格外突出, 在海外亞裔人群中“名校夢”也最為執著。但所謂“亞裔效應”也可能只是“移民效應”。有研究指出, 亞洲的第一代移民出于生存的緊迫感, 會強化亞洲傳統對子女的嚴苛培養方式, 但這種效應會在后代子女中逐漸遞減?!杜υ際北ā?月發表題為《最后的虎爸虎媽》一文, 作者帕克 (Ryan Park) 是來自韓國的第二代移民, 他和妻子現在都是美國的“成功人士”。他坦言, 自己在童年時代被老師同學視為“天才”的優異成績, 絕不是“亞裔天賦”的結果, 而是來自父親的嚴酷訓練。此后他一直在糾結一個問題:“長期令我怨恨的童年經歷是否同樣造就了我在學業和專業方面的成就?倘若如此, 用幸?;蝗〕曬κ欠裰檔?”

  帕克和妻子決定, 要給自己的兩個女兒完全不一樣的童年:讓她們感受到重視和支持, 讓家庭不成為訓練營, 而是“充滿喜悅和樂趣”的地方, 讓她們永遠明白父母之愛并不取決于她們“完美的成績單”。即便她們最后的命運可能會被其祖父視為“失敗”, 父母也會欣然接受這種衰落。帕克很了解蔡美兒在《虎媽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中展示的成功案例, 為了避免“家族沒落”, 她選擇了做“虎媽”來實施極端嚴苛的教育方式。但帕克認為“大部分第二代亞裔美國人并不會與她為伍”。相反, 許多研究表明, 二代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放棄傳統的亞洲教育方式, 轉而采取西方的方法, 尤其注重培養開放而溫暖的親子關系。第一代亞洲移民以傳統方式教育子女, 信奉“以現在的痛苦努力, 換來日后的精英地位”, 這造就了所謂“第二代優勢”, 但這種優勢很難傳遞到孫輩, 通常導致“第三代衰落”的現象。第三代移民往往會“吸收美國的文化價值, 不再對成功抱有狂熱的移民激情, 他們在各種真正的意義上已經不再是移民了”。

  帕克撫養孩子的方式, 試圖將某種程度的嚴格要求與溫暖的關愛結合起來。他完全無法仿效他父親“不惜一切代價獲得成功”的移民思維。但他最后說, “這或許正標志著我們移民父母的終極勝利:我們成了美國人。”68

  七、思想暗網與文化左派的?;?/strong>

  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 幾乎很難獲得這樣的信息, 比如, 沒進過大學的黑人當中, 有60%的比例認為種族并不影響他們的命運成功與否——這是皮尤公司的調查數據。也聽不到這樣的質疑:為什么黑人可以為自己的黑色 (blackness) 自豪, 而白人這樣說則是危險的, 這是因為要抗衡不對稱的權力結構嗎?但是, 處在權力結構 (據說是) 優勢地位的白人學生, 在校園里喝醉了大聲喧嘩“白人偉大”, 不僅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行徑, 而且會受到校方處分, 而處在權力結構劣勢的黑人, 在學校畢業典禮上宣揚黑人偉大的發言, 則會贏得喝彩歡呼。歷史上存在對黑人奴役和種族主義歧視, 但因為存在這個歷史事實, 一個白人表達了與黑人同樣的種族自豪感就應該受到懲罰嗎?為什么這是可以被接受的?因為黑人天然豁免種族主義的病毒嗎?但民權運動那一代的黑人領袖并不支持這種“天然豁免”的看法, 相反, 他們認為黑人也可能成為種族主義者。這些離經叛道的信息、質疑和論述, 時而引經據典, 時而調用數據, 出自休斯 (Coleman Hughes) 發表在網絡雜志上的文章。69

  休斯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專業的本科生, 重要的 (或幸運的) 是他是一名黑人。這位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在4月開始發表文章, 在推特上被高頻轉發, 許多網站談話節目邀請他去做訪談,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也費心去回應他。幾個月以后他開始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休斯的這種聲音是稀少的, 但是他“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追根溯源會發現, 他屬于一個正在興起的知識分子群落, 名為“思想暗網” (Intellectual Dark Web) 。70休斯是其中最年輕的核心成員。

  思想暗網還很年輕, 2018年初在YouTube網站上發布了自己的通告, 71很快在社交媒體上形成熱點, 但主流輿論無人問津。直到5月8日《紐約時報》資深編輯與作者韋斯 (Bari Weiss) 發表了長篇報道, 72暗網知識分子才被暴露在公共聚光燈下, 即刻引發了主流媒體和知名網站的報道和評論?!堵逕柬妒櫧饋肺惱氯銜?ldquo;思想暗網是特朗普任總統以來的第一場思想運動”。73那么, 思想暗網究竟是什么?

  這個群體是一個松散的聯盟, 彼此之間沒有根本的同質性, 無論在職業、種族、性別、年齡方面, 還是就社會知名度和政治傾向而言, 都有相當大的差異。在第一版官網所列出的20多位核心成員的名單中, 有名牌大學頗有聲譽的教授, 有知名公共知識分子和智庫專家, 有社會政治活動家和評論家, 也有媒體人、自由撰稿人和演員以及網站談話節目的主持人。他們與思想暗網的聯系緊密度也各有不同。發起人是數學家、經濟學家和投資管理人埃瑞克·溫斯坦 (Eric Weinstein) , 是他發明了“思想暗網”這一名稱。核心成員包括他的弟弟布萊特·溫斯坦 (Bret Weinstein) 及其妻子赫英 (Heather Heying) , 兩位都是生物學家?;褂性謨唄勱綾甘苷櫚畝嗦錐啻笱睦硌Ы淌詒說蒙?(Jordan Peterson) , 作家、神經科學家哈里斯 (Sam Harris) , 專欄作家和獨立制片人夏皮羅 (Ben Shapiro) 。其他著名成員還包括哈佛大學平克教授, 紐約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海特 (Jonathan Haidt) , 布朗大學經濟學家勞瑞 (Glenn Loury) , 哥倫比亞大學語言學教授和專欄作家麥克沃特 (John McWhorter) , 著名政治活動家阿麗 (Ayaan Hirsi Ali) 以及她的丈夫哈佛歷史學家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等。74

  思想暗網的核心成員在政治光譜中處在非常不同的位置。溫斯坦兄弟與赫英在上屆大選中投票給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 哈里斯則是希拉里的公開支持者。而夏皮羅曾是右傾新聞網站Breibart的編輯, 是反對特朗普的極端保守派。這樣一群五光十色的知識分子有何共同之處呢?根據網站和韋斯文章介紹, 他們的結盟不是出于他們所屬的身份或“部落”的親和關系, 而是基于另外的兩個共同之處。首先, 他們愿意展開激烈的爭辯, 但永遠保持“文明”的交談方式, 絕不進行人身攻擊。爭論的問題包括宗教、墮胎、性別認同、種族、移民、意識的本質等等, 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與他們各自黨派部落中的正統意見相左。其次, 他們堅持智識的誠實, 因此“抵制去鸚鵡學舌那些政治便利或政治正確的東西”。每個成員都認為他們受到了政治正確風氣的打壓。思想暗網的許多成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們所屬“部落”和網絡公眾的攻擊, 在某種意義上, 他們是自己原先陣營的“變節者”或“異議人士”。休斯曾是一名激進的左翼學生, 現在被問起他在意識形態光譜中站在哪個位置, 他的回答是, 在當下我們都允許性別的流變性, 政治立場也可以流變吧。

  思想暗網的主要言論平臺不在主流媒體, 而是在播客 (podcast) 、網絡談話節目以及一份澳大利亞的網絡雜志Quillette。他們的言論開始吸引越來越廣泛的受眾并與他們發生共鳴。網絡談話節目“魯賓報道” (The Rubin Report) 在6月底做了一期四位成員的實況討論視頻節目, 在YouTube播出后, 吸引了131萬人次觀看。75在西方社會政治極化的情景下, 有許多人同時抵觸左右兩極陣營的標準言論口徑, 他們在這群另類的變節者發出的聲音中, 聽到了自己心里所想卻不愿意公開表達的意見, 因此獲得了某種共鳴。這是思想暗網在主流媒體之外受到歡迎的部分原因。

  然而, 思想暗網運動是否能在當下兩極化思想爭斗的僵局中開拓出新局面?這是令人懷疑的, 至少有待觀察。一些主流報刊以及著名網絡刊物 (如Politico和Vox) 都提出了批評性的分析。76《洛杉磯書評》刊登的評論認為, 思想暗網實際上是暗藏的保守主義運動, 而且他們對政治正確的批評并不像他們自以為的那么新穎。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類似的論辯已有先例。思想暗網的成員帶著“打破傳統”的標簽, 實際上是不愿或不敢提及他們有自己的前輩先驅。他們不用假裝自己的理念“與保守主義沒有歷史淵源”。他們的某些批評意見并無惡意, 而且具有有效的社會科學依據, 這些論述也并非不能被左派和主流媒體吸納和接受。在道德上和經驗實證層面, 他們都不應當滿足于對新奇和跨政治派別的追求。目前, 思想暗網的成員受到了過度的贊譽, 包括《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的文章, 以及彼得森應邀出席2018年阿斯彭思想節 (Aspen Ideas Festival) 。雖然他們相信, 自己的發現已經能讓他們去塑造一個新的思想中心的基礎, 但“最近的歷史表明, 他們的理念更可能在右派那里找到歸宿”。如果思想暗網最終走出黑暗陰影, “也許被證明是下一輪回潮的保守主義運動的強大武器”。77

  思想暗網運動究竟是新的第三勢力, 是暗藏的保守主義, 或者不過是追逐名利的投機性華麗偽裝, 現在還難有定論。許多評論試圖用現成的標簽來固化他們, 這本身是相當笨拙的。按照埃瑞克·溫斯坦最新的說法, 他們是一個“另類的意義構建集體” (alternative sense-making collective) , 這本身讓人捉摸不定。78這個知識分子群落還形成不久, 而且成員之間存在差異性, 未來會有怎樣的前景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即便思想暗網無法開創一種新的立場或派別, 至少作為一個征兆, 反映出了文化左派的困境。

  《華爾街日報》10月2日的文章報道了波特蘭州立大學助理教授博格西昂 (Peter Boghossian) 及其兩位同伙實施的一場學術惡作劇, 假冒文化左派的道德立場, 以其偏愛的學術風格與修辭偽造了20篇論文 (其中有一篇摘取希特勒的《我的奮斗》部分段落, 改編為一份女權主義的宣言) , 投寄頗有聲譽的學術刊物, 竟然有7篇通過匿名評審, 獲得發表或被接受發表, 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引起嘩然。79令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社會文本》發生的丑聞“索卡爾事件”80, 被稱為索卡爾事件2.0版。與索卡爾相似, 博格西昂的惡作劇具有特定的針對性, 是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左翼取向的研究領域, 主要包括性別、身份、少數族裔、女權主義和文化研究等。這些研究有很強的道德訴求, 主要是揭示“非對稱的權力結構”對邊緣群體的壓制, 并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提供正當性辯護, 被稱為“伸冤型研究” (grievance studies) 。這些偽造的論文被接受發表, 顯示了這些領域嚴肅的學術標準受到政治偏見的侵蝕。嚴格地說, 因為惡作劇作為一項“實證研究”缺乏“對照組”樣本, 得出的結論未必可靠。

  但在惡作劇發生之后, 許多相關者的自我辯白, 以及波特蘭州立大學對博格西昂的打壓, 更令人關切。81從事“伸冤型研究”的進步學者曾是邊緣性的異端, 他們從反建制立場起步, 如今已經演變為主流, 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為在學術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們最終成為一種批判性的建制派, 彰顯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個他們既攻擊卻又依賴的權力體制中, 面對挑戰他們的新異端, 表現出黨同伐異的當權派面目, 成為新的壓制性權力。當文化左翼成為教條的時候, 他們也與自己的思想先驅 (那些后結構主義大師們) 漸行漸遠。

  在這種背景下, 《爭議思想學刊》 (The 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 宣告創刊引起了關注。82三位創刊編輯都是著名學者:麥克馬漢 (Jeff McMahan) 、密涅瓦 (Francesca Minerva) 和辛格 (Peter Singer) , 這份刊物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允許作者匿名發表文章, 但同樣接受同行評審。之所以創建這份刊物是為了?;ぱ踝雜? 創刊人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表示, 學者對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議題發表異端見解是有壓力和風險的, 甚至收到過“死亡威脅”信。他們相信, 這樣一份刊物, 在目前的學術文化生態中是有意義的。新刊將在2019年出版第一期。

  八、2018年的獲獎者與辭世者

  2018年霍爾堡國際紀念獎 (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 由美國著名法律學者凱斯·桑斯坦 (Cass Robert Sunstein) 獲得。他生于1954年, 1978年于哈佛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主要研究興趣和研究專長在憲法、行政法、環境法、法律與行為經濟學等。他曾長期任教于美國芝加哥大學, 并曾擔任美國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桑斯坦著作等身, 多部著作已有中文譯本出版。代表作包括:《設計民主》《法律推理與政治沖突》《行為法律經濟學》以及《自由市場與社會正義》等。桑斯坦的獲獎理由是, “他重塑了我們對現代規制型國家與憲法之間關系的理解。他被廣泛視為美國行政法學的領軍人物。到目前為止, 他是美國乃至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法學學者。”霍爾堡國際紀念獎獎金豐厚, 主要獎勵在人文社科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學者, 意在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83

  坦普爾頓獎 (Templeton Prize) 旨在鼓勵科學與宗教的對話。2018年該獎由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賽因 (Abdullah II Bin Hussein) 獲得。他曾先后就讀于安曼伊斯蘭學院、英國圣赫斯特軍事學院、牛津大學、美國喬治敦大學、英國步兵學校和英國指揮參謀學院等。阿卜杜拉二世在化解宗教沖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伊斯蘭教內部, 以及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之間, 他對尋求宗教和諧方面所做的努力超過任何在世的政治領袖”。84

  2018年1月2日, 美國著名宗教領袖、宗教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蒙森 (Thomas Spencer Monson) 去世, 享年90歲。他是美國摩門教教會會長。摩門教即“耶穌基督后期圣徒教會”, 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宗教, 也是美國第四大宗教團體。摩門教教會成員多達一千多萬, 蒙森的宗教思想在美國社會和公共事務中影響巨大。1月4日,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佩爾費爾德 (Aharon Appelfeld) 逝世, 享年85歲。對猶太人命運的書寫是他創作的母題。他的作品常以隱晦幽曲的手法描寫二戰期間猶太人慘遭屠殺的悲慘過往?!?939 年的巴登海姆》《奇跡年代》《不朽的巴特法斯》是其代表作品。2月7日, 美國著名詩人、散文家、政治活動家巴洛 (John Perry Barlow) 去世, 終年70歲。盡管巴洛在文學上頗有成就, 但他就互聯網問題發表的觀點和做出的社會活動才使他獲得了巨大的聲譽。他是互聯網規范問題的最早關注者之一, 曾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虛擬空間獨立宣言”, 宣揚互聯網領域對于現行法律的獨立性, 引發巨大爭議。他還長期擔任了哈佛大學克萊因互聯網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名譽研究員。

  3月3日,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去世, 享年96歲。他曾先后任教于巴黎大學文學院、巴黎七大、法蘭西學院等高校。他是歐洲漢學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對于中國敦煌學、中國古代社會史、中國佛教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領域有極其重要的研究貢獻, 其最負盛名的著作有《中國社會史》《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國中原的日常生活》等。3月5日, 美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文學批評家懷特 (Hayden White) 辭世, 享年89歲。他曾擔任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歷史系榮譽教授, 是當代西方最重要的歷史哲學家之一, 在20世紀70年代后歷史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中發揮了推動和引領作用, 其代表作《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鏡像》改變了當代歷史哲學的研究范式?;程厥且晃瘓哂鋅繆Э樸跋熗Φ乃枷爰液臀按笱д?。他的主要著作還有《歷史的負?!貳妒攀蘭團分薜睦廢胂蟆貳痘壩锏謀扔?文化批評論集》《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表現》《比喻實在論:模擬效果研究》等。3月14日, 英國劍橋大學著名物理學家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 去世, 終年76歲。他是20世紀最負盛名、最具傳奇色彩的物理學家之一, 主要學術貢獻集中在廣義相對論和宇宙論領域, 為理解黑洞和宇宙本源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研究對當代科學哲學也產生了影響?!妒奔浼蚴貳貳豆侵械撓鈧妗返茸拋魘夠艚鷦誑蒲Ч餐逯饈棧窳思叩腦抻橢?。

  5月14日, 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沃爾夫 (Tom Wolfe) 辭世, 享年88歲。他是倡導“新新聞主義” (New Journalism) 的先行者之一, 也是其最重要的實踐者之一。他長期為《紐約》《時尚先生》《滾石》等雜志撰稿, 影響了成千上萬的讀者。他對新新聞主義的倡導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新聞行業的寫作范式。6月19日, 美國著名哲學家卡維爾 (Stanley Cavell) 逝世, 享年91歲。他長期任教于哈佛大學, 是美國哲學界的領軍人物和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日常語言哲學、價值論、倫理學等。此外, 他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等方面的研究均有不凡建樹。他一直努力在文學和哲學之間建立對話, 并試圖將電影學科納入哲學體系之中, 代表作包括《言必所指》《追求幸?!返?。

  8月11日, 英國著名文學家奈保爾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逝世, 享年85歲。奈保爾是移民英國的印度裔文學家, 他的作品多以第三世界社會為題材, 體現后殖民時代的文化沖突與文化融合。他的代表作品有《通靈的按摩師》《重訪加勒比》《非洲的假面具》等。奈保爾是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8月26日, 美國著名劇作家、作家西蒙 (Marvin Neil Simon) 逝世, 享年91歲。他在美國戲劇界以多產著稱, 作品風格幽默, 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的歷史變遷。1991年, 西蒙憑借《迷失在揚克斯》 (Lost in Yonkers) 獲得普利策獎。10月10日, 英國著名哲學家米奇麗 (Mary Midgley) 辭世, 享年99歲。她擔任了紐卡斯爾大學的哲學高級講師一職, 主要學術貢獻在科學哲學、倫理學和動物權利領域。她獲得了杜倫大學和紐卡斯爾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主要著作有:《野獸與人》《動物及其重要性》《邪惡》《倫理靈長類動物》《作為宗教的進化》《作為拯救的科學》等。

  12月9日, 美國作家、歷史學家、美國外交政策評論家威廉·布魯姆 (William Henry Blum) 逝世, 享年85歲。他曾著有《流氓國家: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指南》一書, 對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多有批判??植婪腫穎?middot;拉登曾在講話中號召美國人閱讀該書, 使得布魯姆深陷輿論漩渦。此外, 他的著作還有《殺死希望》《美國最要命的出口品》等, 多以批判美國的外交路線和價值輸出為主。12月28日, 以色列著名作家奧茲 (Amos Oz) 去世, 終年79歲。他被譽為以色列文壇泰斗, 是以色列最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他長期堅持用希伯來文創作, 是最重要的希伯來語作家之一, 對于推動希伯來文學復興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奧茲撰寫過大量時事政治評論, 是以色列極有影響力的左翼公共知識分子。他的代表作有長篇自傳體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等。

  注釋:

  1*本文屬于筆者2003年起所做的年度綜述系列, 議題的選擇與評述受作者閱讀與學識的局限, 僅供參考。前十年的綜述已結集收入《紛爭的年代》 (廣西師大出版社, 2013年) 。2007至2017年度的述評報告曾在《學?!房?。
  2Daniel Franklin, “The World in 2018”, The Economist, November 22, 2017.
  3Farhad Manjoo, “In 2018, Expect Chaos To Be the New Norma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8, Page B1.
  4“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of the year”, The Economist, December 6, 2018.
  5Amit Chowdhry, “Google Assistant: Say ‘Tell Me Something Good’ To Brighten Your Day”, August 22,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amitchowdhry/2018/08/22/hey-google-tell-me-something-good/) .
  6“The world is fixated on the past”,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2, 2018.
  7“Is the Liberal Order in Peril?”, Foreign Affairs Onlin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sk-the-experts/liberal-order-peril) .
  8Richard N. Haass, “Liberal World Order, R.I.P.”,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21, 2018.
  9David E. Sanger, “Superpower and Upstart: Sometimes It Ends Wel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1, Page WK1.
  10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 陳定定、傅強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
  11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 陳定定、傅強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 第200頁。
  12 Graham Allison, “How JFK Would Have Confronted a Rapidly Rising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7, 2018; Graham Allison, “The US is hunkering down for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3, 2018.
  13 Joseph Nye, “The Two Side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Project Syndicate, September 4, 2018; Jeffrey D. Sachs, “From Excep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in A New Foreign Policy: Beyo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Hardcov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Chapter 1.
  14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
  15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Issue.
  16 Wang Jisi, J. Stapleton Roy, Aaron Friedberg, Thomas Christensen and Patricia Kim, Joseph S. Nye, Jr., Eric Li,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The Engagement Debat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 Issue.
  17 James Curran, “How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Got China Wro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17, 2018.
  18 Michael Lind, “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 The National Interest, Number 155, May/Jun, 2018.
  19 Michael Pompeo, “Restoring the Role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December 4,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12/287770.htm) .
  20 “A liberal world order to fight for” (the Part V of “Reinventing Lib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5, 2018, pp. 52-54.
  21 Peter Baker and Maggie Haberman, “Isolated Leader Sees ‘a War Every Da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2018, Page A1.
  22 Sarah Ellison, “Meet Melania Trump’s enforcer. It’s not her husband”,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0, 2018.
  23 Michael Wolff, 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8; Omarosa Manigault Newman, Unhinged: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Trump White House, Gallery Books, 2018; Bob Woodward,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Simon & Schuster, 2018.
  24 Anonymous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he Quiet Resistance Insid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6, 2018, Page A23.
  25 Peter Baker, Maggie Haberman and Eileen Sullivan, “Fingers Point, Denials Spread And Fury Ris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7, 2018, Page A1.
  26 Bob Woodward,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chapter 30.
  27 Edward Luce, “The devil’s workshop: Bob Woodward on Trump’s chaotic White Hous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1, 2018.
  28 Michael Mandelbaum, “The Trump Presidency, Year Two”, The American Interest, December 26, 2018.
  29 David Frum, Trumpocracy: The Corrup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Harper, 2018.
  30 Ross Douthat and David Frum, “Has the U.S. Become a ‘Trump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3, 2018.
  31 Angel Jaramillo Torres and Marc Benjamin Sable, eds., Trump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Leadership, Statesmanship, and Tyran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Marc Benjamin Sable and Angel Jaramillo Torres, eds., Trump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Patriotim, Cosmopolitanism, and Civic Virtu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32 (33) Susan B. Glasser, “Is Optimism Dead in the Trump Era?” The New Yorker, January 4, 2019.
  33 Peter Baker and Maggie Haberman, “Isolated Leader Sees ‘a War Every Da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2018, Page A1.
  34 Richard N. Haass, “Europe in Disarray”,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13, 2018.
  35 Marc Champion, “Disarray in Europe and U.S. Leaves a Hole Where ‘the West’ Was”, Bloomberg, December 16, 2018.
  36 Gideon Rachman, “Macron protests show that leading France is an impossible job”,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10, 2018.
  37 “Letter from M. Emmanuel Macron to the French people”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9/01/13/letter-to-the-french-people-from-emmanuel-macron.en) , January 13, 2019.
  38 Susan B. Glasser, “How Trump Made War on Angela Merkel and Europe”,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24 & 31, 2018 Issue.
  39 Timothy Garton Ash, “The Crisis of Europe: How the Union Came Together and Why It’s Falling Apar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2 Issue.
  40 Carl Bildt, “The Battle for Germany’s Soul”, Project Syndicate, June 28, 2018.
  41 Yasmeen Serhan, “Angela Merkel, Escape Artist”, The Atlantic, July 3, 2018.
  42 Kate Connolly, “Merkel bows out to applause as CDU votes on successor”, The Guardian, December 7, 2018.
  43 Timothy Garton Ash, “Europe’s door is still open – but Britain will have to move fast”, The Guardian, November 17, 2018.
  44 Timothy Garton Ash, “My message to Europe: tell us you want Britain to stay”, The Guardian, December 13, 2018.
  45 “Times Letters: ‘German friends’ urge Britain to stay in EU”, The Times, January 18, 2019.
  46 “Il y a le feu à la Maison Europe”, le manifeste des patriotes européens, Libération, 25 janvier 2019.
  47 Bernard-Henri Lévy, Milan Kundera, Salman Rushdie, Elfriede Jelinek, Orhan Pamuk and 25 others, “Fight for Europe-or the wreckers will destroy it”, The Guardian, January 25, 2019.
  48 Daniel H. Cole and Aurelian Craiutu, “The many deaths of liberalism”, Aeon, June 28, 2018.
  49 Steven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Science, Reason, Humanism, and Progress, Viking, 2018.
  50 John Gray, “Unenlightened thinking: Steven Pinker’s embarrassing new book is a feeble sermon for rattled liberals”, New Statesman, February 22, 2018
  51 Steven Pinker, “Enlightenment Wars: Some Reflections on ‘Enlightenment Now, ’ One Year Later”, Quillette, January 14, 2019.
  52 “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 “Reinventing Lib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5, 2018, pp. 13-14; pp. 45-54.
  53 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 Premiere date: January 2, 2019 (//www.pbs.org/wnet/americanmasters/american-masters-decoding-watson-about/10863/) .
  54 “Statement b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addressing remarks by Dr. James D. Watson in ‘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 January 11, 2019 (https://www.cshl.edu/statement-by-cold-spring-harbor-laboratory-addressing-remarks-by-dr-james-d-watson-in-american-masters-decoding-watson/) .
  55 冷泉港聲明的推特:https://twitter.com/cshl/status/1083765175017267201
  56 Elizabeth Kolbert, “There’s No Scientific Basis for Race—It’s a Made-Up Label”, in The Race Issue, a special issue of National Geographic, April 2018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8/04/race-genetics-science-africa) .
  57 David Reich,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Ancient DNA a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Human P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58 David Reich, “‘Race’ in The Age of Modern Genetics (How Genetics is Chang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Race’) ”,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18, Page, SR1.
  59 Jenny Reardo and other 66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How Not to Talk about Race and Genomics”, Buzzfeed, March 30, 2018.
  60 John Edward Terrell, “‘Plug and Play’ Genetics, Racial Migrations and Human History”,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29, 2018; Andrew Sullivan, “Denying Genetics is Not Shutting Down Racism, It is Fueling it”, New York Magazine, March 30, 2018; Edward Burmila, “Scientific Racism Isn’t ‘Back’: It Never Went Away”, The Nation, April 6, 2018; Ian Holmes, “What Happens When Geneticists Talk Sloppily About Race”, The Atlantic, April 25, 2018.
  61 David Reich, “How to Talk about Race and Genomic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18.
  62 Anemona Hartocollis, “Harvard Rates Asian-Americans As Less Likable, Plaintiffs Claim”,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18, Page A1.
  63 Special Report, “Harvard on Trial”,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1, 2018 (https://www.chronicle.com/specialreport/Harvard-on-Trial/229) .
  64 Nell Gluckman, “What’s New in Harvard’s Admissions Procedures: Explicit Instructions on Rac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26, 2018.
  65 Anemona Hartocollis, “A Peek Behind the Ivy: How to Get Into Harvard”,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0, 2018, Page A1.
  66 Jeannie Suk Gersen, “Anti-Asian Bias, Not Affirmative Action, Is on Trial in the Harvard Case”, The New Yorker, October 11, 2018.
  67 Edward Humes, School of Dreams: Making the Grade at a Top American High School? Harvest, 2004.
  68 Ryan Park, “The Last of the Tiger Parent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4, 2018, Page SR1.
  69 休斯發表在Quillette的文章目錄:https://quillette.com/author/coleman-cruz-hughes/
  70 //intellectualdark.website/
  71 “What is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The Rubin Report, January 30,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5HN-KT9rj0) .
  72 Bari Weiss, “Meet the Renegades of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The New York Times, May 8, 2018.
  73 Jacob Hamburger,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Is Nothing New”,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July 18, 2018.
  74 參見:“Leaders of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https://intellectualdarkweb.site/vanguards-of-the-intellectualdark-web/
  75 “Jordan Peterson, Ben Shapiro, Eric Weinstein, and Dave Rubin LIVE!” The Rubin Report, June 29,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gNM_oxssE&t=328s)
  76 Daniel W. Drezner, “The Ideas Industry meets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1, 2018; Douglas Murray, “Inside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The Spectator, February 21, 2018; Henry Farrell,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 explained: what Jordan Peterson has in common with the alt-right”, Vox, May 10, 2018; Amelia Lester, The Voice of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Politico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1.
  77 Jacob Hamburger,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Is Nothing New”,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July 18, 2018.
  78 Kevin Shau, “The Intellectual Dark Web and Enlightened Discourse”, Medium, Sep 9, 2018.
  79 Jillian Kay Melchior, “Fake News Comes to Academia: How three scholars gulled academic journals to publish hoax papers on ‘grievance stud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5, 2018.
  80 筆者曾撰文分析“索卡爾事件”:劉擎《后現代主義的困境》, 載《二十一世紀》1998年6月號。
  81 Peter Boghossian, James A. Lindsay, and Helen Pluckrose, “Academic Grievance Studies and the Corruption of Scholarship”, Areo, October 2, 2018.
  82 Tom Bartlett, “Here Comes ‘The 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 Cue the Outcr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30, 2018 issue.
  83 https://www.holbergprisen.no/en/holberg-prize/prize-winners/cass-r-sunstein
  84 //www.templetonprize.org/currentwinner

    劉擎.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評[J].學海,2019(02):18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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