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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肖中特期期准王中王结果:如何處理“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

時間:2019-05-21 來源:寧波大學學報 作者:馬俊彥 本文字數:12322字

六肖中特免费公开109 www.cffyz.icu   摘    要: “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的關系問題位列公司法裁判疑難問題之首。從靜態概念視角看, 兩者上位概念為法哲學領域“自由”與“強制”, 以及私法領域“意思自治”與“國家強制”這兩對范疇, 狹義“公司自治”包括股東自治、章程自治及內設機構決議自治。從動態政策視角看, “公司自治”與“國家管制”經歷了漫長、反復的轉變過程, 其中不乏信義義務與經營判斷等規則在公司治理領域的角力。從內部程序視角看, 法院不得以爭議系公司內部糾紛而拒絕裁判, 公司應當參照“熟人社會”范疇, 建構起“由內而外”“窮盡內部救濟手段”的糾紛解決機制。

  關鍵詞: 公司自治; 司法強制; 靜態概念; 動態政策; 內部程序;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corporate autonomy” and “judicial enforcement”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difficult question of corporate law. Statically speaking, their superior concept are “freedom” and “enforcement” in legal philosophy, and “autonomy of will” and “national enforcement” in private law. In a narrow sense, “corporate autonomy” includes autonomy for shareholder, charter and internal department. Dynamically speaking, there is a long and iterative shift of the power of “corporate autonomy”and “national regulation”, where rules between fiduciary duties and business judgment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procedure, the court should not refuse the cases caused by the internal dissensions of the company, while the company should make ref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construct a dispute-solving mechanism, which is “from the internal to the external” and with “every internal remedies available”.

  Keyword: corporate autonomy; judicial enforcement; static concept; dynamic policy; internal procedure;

  一、問題的提出

  公司自治與與司法強制的邊界應該劃在哪里?這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在合同法、公司法和證券法中有很大的不同, 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也有很大的不同。”[1]

  事實上, 公司自治的特質決定了公司法的任意性規范, 國家強制的特質決定了公司法的強制性規范, 兩種特質的變化影響著公司法規范形態的演變。從公司法的制度發展史上擇取兩例簡單說明。

  一例為公司法上關于發起人股份轉讓禁售期的規定。2005年公司法修訂前1規定了長達3年的股份禁售期, 實踐中法官普遍認為該禁止性規定的目的是防范發起人利用設立公司謀取不當利益, 并通過后續股份轉讓逃避發起人責任, 因而“張桂平訴王華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7年第5期) 等案例確立, 發起人在股份禁售期內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有效, 允許發起人將股權委托給未來的股權受讓方行使, 但雙方正式辦理股權過戶登記前, 并不能免除發起人責任。這些變化最終催生了2005年公司法的大幅度調整, 將股份禁售期縮短為1年。

如何處理“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

  又一例為公司法上關于公司為本公司股東提供擔保的程序性規定。2005年公司法修訂前禁止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提供擔保, 實踐中法官裁判態度呈現出漫長、反復的轉向過程, 逐漸占據主流地位的司法觀點認為, 該禁止性規定的目的是防范大股東、控股股東操縱公司為自己提供擔保, 損害中小股東與債權人的利益, 并非一概禁止公司為股東提供擔保, 因而“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光彩事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四通集團公司借款擔保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6年第7期) 等案例確立, 有限公司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提供擔保, 若“符合公司章程”“經股東會批準”, 可以認定有效。2005年公司法改革延續了這一立場, 將規范性質由禁止性規范修改為指令性規范 (“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 , 規范強制效力程度減弱。后續的典型案例, 如“中建材集團進出口公司與北京大地恒通經貿有限公司等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2期)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東港支行與大連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5年第2期) 等進一步確立如下原則:第一, 公司內部決議程序, 不得約束外部交易相對人;第二, 公司內部管理規范, 不應作為評價合同效力的依據;第三, 若擔保合同無效, 不利于維護交易穩定和市場安全。

  鑒于此, 最高人民法院專家法官在闡釋公司法裁判疑難問題時, 將如何處理“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這對范疇的關系問題列為首要難題, 并針對司法介入公司內部糾紛提出了三點原則性的主張。首先, 充分認識審理公司內部糾紛案件的積極意義, 不能僅以爭議屬于“公司自治”范疇拒絕受理。其次, 嚴格遵守公司內部糾紛案件受理的法定條件, 如股東派生訴訟中“窮盡公司內部救濟手段”的前置性條件。最后, 處理公司內部糾紛案件時切實尊重公司自治原則, 對不違反公司法效力性禁止性規范、不違背公序良俗的公司內部約定, 原則上應認定為有效。同時, 不能忽視作為公司自治機制的補充和救濟手段的司法強制機制。[2]1

  二、靜態概念視角

  “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并非孤立的一對概念。從更上位的概念來看, 兩者承續了法哲學領域“自由”與“強制”, 以及私法領域“意思自治”與“國家強制”這兩對概念的探討。

  在法哲學領域, “自由”作為一個相當籠統又含糊不清的概念, 能夠加塞進去的含義無限多。[3]167-221托克維爾主張, 自由最能產生奇跡的碩果, 亦最難習得。[4]61當然, “自由”從來不是絕對的, “法不禁止即自由”, “自由”往往與法律“強制”相伴而生。如康德所言, 如果一個人不服從任何人, 只服從法律, 他便得到了自由。[5]103薩維尼認為, 法律確立了人們行為互不相礙的、安全且自由的、某種看不見的邊界。[6]183密爾同樣指出, 法律被強制適用于社會成員的唯一理由, 即預防對他人造成損害。[7]1-17自由的價值, 不在于滿足個人, 而在于造福他人。如果一個人按照“自由”的方式行事, 他將比按照我們“強制”的任何命令方式行事, 更好地服務于他人。[6]1

  進入私法論域, “意思自治”與“國家強制”的內涵逐漸清晰。一方面, “意思自治”是自由主義哲學思潮的產物, 私法主體有權按照自己的真實意思與理性判斷, 自由選擇, 自主行動, 并對自己的行動負責, 他人不得非法干預。[8]隨著近現代民法的發展, “意思自治”被闡發為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與過失責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則, 它們是民法最重要的價值基石。而在民事部門法的具體表現上, “意思自治”又可具象化為物權上的所有權自由、債權上的合同自由、家事上的婚姻自由與遺囑自由等。[9]

  同時, “國家強制”體現了國家意志對于個體意志的調和與救濟, 反映了作為政治主權者的國家對個體行為自由和意思自治的認可程度?!噸謝嗣窆埠凸穹ㄗ茉頡返諶紊笠楣討? 有代表認為, 既然第143條已確立“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不違背公序良俗”為民事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 沒有必要再重復將“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違背公序良俗”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無效要件。在梁慧星教授等法學專家的緊急建議下, 該條款最終作為第153條得以保留。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 國家意志介入個人意志必須有法律的明確授權, 在規范性質上表現為效力性強制性規范的正面規定, 這反過來對于?;す抑卮蠛誦睦嬉嗑哂謝庖?。2

  公司作為私法主體中重要的營利性法人, 同樣擁有廣泛的意思自治與行為自由, 諸如契約自由、營業自由、擇業自由、競業自由等。當然, 與私法領域的意思自治強調自由與公平稍有不同, 公司自治還追求效率價值, 希望通過公司主體間的營業活動實現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財富的增加。

  廣義的“公司自治”是指有關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及外部市場機制的制度安排, 用以協調公司及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從最高人民法院設計的案由規定看, “與公司有關的糾紛”是二級案由, 其中, 25個三級案由均與廣義“公司自治”有關聯。3

  狹義的“公司自治”僅指公司內部的自治機制, 用以協調公司及其內部相關人 (譬如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業務執行人員等) 之間的關系。4其中, 股東自治、章程自治及內設機構決議自治是重要的三種類型。

  其一, 股東自治。按照目前通行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理論, 股東作為公司所有者, 享有最廣泛的公司權力, 事實上這是大多數的股東意思自治在公司決議機制下的延續, 奉行“多數決即意思表示一致”的原則。5同時, 基于公司為股東所有之公司的觀念, 將公司交由股東自行監督, 僅在特殊情況下方由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介入。[10]33

  其二, 章程自治。章程作為公司“自治憲章”, 對公司及其內部參與人 (如股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 具有約束力。章程無論在內容上還是程序上, 都不應排除公司法效力性強制性規范的適用。因而, 章程自治體現了公司自治與國家強制的融合, 在英美法系國家以調整公司內部事務的章程細則與規制公司外部事務的章程大綱兩種形式體現, 對于前者, 司法機關很少進行審查。6

  其三, 內設機構決議自治。在公司治理結構中, 股東會是權力機構, 董事會是決策機構, 監事會是監督機構, 總經理及業務執行人員是執行機構, 上述內設機構對內關于公司事務獨立決策, 對外統一體現公司意思, 使無手腳的公司通過法律擬制變成具有獨立人格的法人。同股東自治一樣, 公司內設機構決議同樣按照多數決原則確立, 其中暗含著“多數人暴政”的風險 (表1) 。7

  表1“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的概念辨析
表1“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的概念辨析

  三、動態政策視角

  靜態概念視角上關于“公司自治”與“國家強制”的剖析, 容易陷入“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論辯困境。相對于“國家強制”力量而言, 公司乃市場上獨立法人, 以營利為目的, 自主決策、自擔風險、自負盈虧, 因而需要排除外部的不當干預。其中, 財產獨立是公司自治的物質基礎, 人格獨立是公司自治的人格基礎, 而行為自由是公司自治的核心。相對于“公司自治”, 國家強制主要追求公平價值, 通過國家調控手段, 保障市場公平競爭, 促進公共利益的實現。8支持國家強制論者會主張包括司法強制在內的外部強制手段在解決市場失靈與中小股東、債權人?;さ確矯婢哂脅豢商媧淖饔? 但公司自治論者馬上又會舉出更多的外部力量不當介入公司自治領域而導致情況更為惡化的例證。

  借鑒歷史學的長鏡頭法, 9通過梳理中西方經濟政策, 以探討“公司自治”與“國家管制”、市場與計劃等的關系及其變動規律。

  16-17世紀, 西方國家對于公司設立采取特許方式, 公司的經營權被嚴格限定在特定行業或特定區域。[11]164如英國的海外貿易公司, 其設立與組織方式嚴格遵循著英國政府的指令。[12]239-248

  到了19世紀, 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自由市場論者開始重視市場、契約與自治規約對于公司行為的調節作用, 主張政府應扮演“市場守夜人”的角色。在這一經濟思潮影響下, 西方國家普遍采取自由寬松的經濟政策。“不干預公司事務”成為重要的司法原則。根據這一原則, 法官普遍認為公司, 經營活動是一項復雜的市場活動, 因而不愿意也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 事后對公司事務作出二次評判。[13]445

  20世紀中后期, 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 公司自我調節機制逐漸顯露出其局限性, 公司可以將一切“明碼標價”, 甚至突破道德底線。建立在市場失靈及契約失效基礎上的國家強制理論產生。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論者意識到, 市場之手的力量越來越弱, 公司無序發展帶來了貧富分化、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無論是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 還是日本的國家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 都采取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公司自治開始被限定在國家強制設定的“柵欄”之中, [14]國家開始扮演吹哨子的裁判員的角色。10

  全球化時代, 跨國公司的經營超越一國的管轄范圍, 獲得了超國家的經濟權力。11同時, 跨國公司也帶來了新問題。一方面, 傳統的、一國疆域內的政府管制手段面臨失靈的危險;另一方面, 借助跨國市場的力量, 公司權力逐漸由經濟領域擴張到政治領域, 儼然現代國家的縮影。[15]110“里斯本小組”認為, 跨國公司主導的現代商業社會是一個“沒有國界”的社會, 經濟全球化、商業一體化進程, 要求商業共同體民主協商, 生成“全球商業契約”的觀念。[16]157

  計劃和市場作為一對矛盾范疇, 在我國經濟體制中長期博弈。2005年公司法修改前, 其顯著特征是存在大量國家指令型計劃及有關政府管制的強制性規范, 因而有學者將舊版公司法稱為“純粹的企業管制法”。[17]其政治經濟學基礎是馬克思對于資本原始蓄積的經典論斷, 資本從頭到腳, 每個毛孔都滲透著血和污物。有100%的利潤, 資本所有者將藐視人間所定的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潤, 資本所有者將不惜冒絞首的危險從事一切犯罪。[18]808

  不能忽視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 資本的需求, 開拓了市場, 打破了各個民族、國家間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18]254-256 2005年的公司法修改, 明顯向著放松政府管制、擴大公司自治的方向發展。國家扮演的角色, 既非公共利益的定義者, 亦非市場經濟的參與者, 更像是市場秩序的維護者。

  深入到公司治理領域, 亦存在著信義義務與經營判斷規則的反復角力。在信義義務關系中, 受托方應忠實、勤勉地行事, 基于公平誠信原則, 維護受托方的利益。[19]但受托人是否善盡管理人義務的判斷頗為困難, 首席法官萊曼在Everett訴Phillips一案 (288 N.Y.277, 43N.E.2d 18, 1942) 中指出, 僅僅存在董事判斷失誤 (即使這樣的失誤顯而易見) , 不能據此認定董事違反信義義務。米歇爾在《公司法的末路》一文中總結道:“如果說到20世紀80年代, 董事可能因違反信義義務被苛責, 到了10年之后的世紀之末, 這種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到了21世紀之交, 公司管理權成了絕對的權力。”[20]

  與信義義務的式微趨勢相對應的是, 經營判斷法則逐漸成為了法官判決書中的“座上賓”。美國法律協會 (ALI) 《公司治理原則》第4.01條第3項將該原則的內容表述為: (1) 12該當事人與所作經營判斷的內容沒有利害關系; (2) 13該當事人有理由相信其作出經營判斷的信息充分; (3) 14該當事人有理由相信其作出經營判斷符合公司最佳利益。[21]159-160

  一方面, 公司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一般而言, 法官并不比久經沙場的商人擁有更多的商業智慧與實踐經驗。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 公司最清楚自己的利益與自己的目標, 賦予公司自主判斷權, 不僅滿足了公司需要, 也將增加社會整體效益。[22]12-16當然不能忽視一個前提, 即商事主體間協商能力相當, 且掌握了作出判斷的必要信息。

  另一方面, 公司是自身糾紛的最佳救濟者。司法權不能“越俎代庖”, 應當充分尊重公司內部的救濟機制, 過多直接介入公司糾紛是對復雜商業判斷法則所采取的較為粗野的業余辦法。[23]347拉茲曾形象地用“受困洞穴中的人”和“荒島上被猛獸追逐的女子”來解釋:糾紛解決是商業判斷法則在公司日常經營活動中的體現, 當公司陷入糾紛, 什么時間、什么方式、在什么程度和范圍上解決這些糾紛, 屬于公司自決范圍。[24]56

  比照美國與經營判斷法則相配套的, 專業的、分工明確的公司司法系統, 15我國公司法對此尚處于規制階段。對于忠實義務, 公司法有較為明確的規定, 其中第148條還具體列舉了八類禁止行為, 并賦予了公司對于該類禁止行為所得收入的歸入權。然而, 對于作為司法介入公司自治的靈魂性條款的勤勉義務以及商業判斷法則, 尚付闕如。法官在公司糾紛案件中的裁判態度呈現出兩極分化:一極是法官在裁判活動中總是試圖扮演強勢商人的角色, 代公司作出商業判斷;另一極是大多數法官商業智慧和實踐經驗的嚴重缺乏, 法官難以對公司社會責任等彈性極強的案件作出裁斷。[25]

  四、內部程序視角

  動態政策視角上關于“公司自治—國家管制”二元分立的理論框架, 兩者的場域此消彼長, 動態變化。“國家管制”作為一個體系化的概念, 包括立法、司法以及執法等多個環節。其中, “司法強制” (含強制性規范的司法識別) 作為“國家強制”的核心組成部分, 是指司法機關在裁判爭議過程中, 基于公共利益及市場規制等方面的考量所采取的國家強制手段, 往往對公司自治現狀施加巨大影響, 因而又稱“司法介入”。[26]

  法院原則上無權對公司內部事務直接發號施令, 但公司利害關系人將公司糾紛提請法院裁斷時, 法官能否以“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爭議屬于公司自治范疇”等理由將公司內部糾紛案件拒之門外呢?事實上, 上述“不予受理”的做法及事由將“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截然對立, 預設了一個錯誤的理論前提, 即司法介入公司內部糾紛必然對公司自治產生消極影響。

  從裁判的基本邏輯入手, 成文法國家(地區)無一例外地確立了“法官不得借口法無明文規定而拒絕裁判”這一司法原則。如《法國民法典》第4條規定, 法官借口法律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裁判者, 以拒絕裁判罪追訴之。[27]1此外, 我國臺灣地區1977年臺再字第42號判例也提及了該項原則。[28]37

  我國法院亦不得以爭議系公司內部糾紛而拒絕裁判。一方面, 公司法上的大多數訴訟機制, 例如決議無效之訴、知情權之訴、司法解散之訴、高管職務賠償之訴、股東派生訴訟與股東直接訴訟等, 均屬于典型的內部糾紛引起的訴訟。另一方面, 司法介入公司內部糾紛, 并不必然破壞公司自治機制, 二者本質上是互補關系。

  當然, 司法權介入公司內部糾紛時應遵循“由內而外”“窮盡公司內部救濟手段”等法定程序。近年來, 以賦權型規范取代管制型規范的公司法改革, 在賦予公司更大權利與自由的同時, 卻在客觀上產生“刺激訴訟”的效果, 原本作為權利救濟手段的消極性訴權被公司法務專家設計為可資利用的談判籌碼。例如, 大陸法系公司法往往將利潤分配決定權交由股東會, 根據“資本多數決”原則集體行使。[29]司法實踐中, 股東出于各種目的主張股利分配請求權的訴訟激增。此種糾紛本應為公司內部糾紛, 可能是關于經營政策的善意分歧, 也可能是不那么善意地對其他股東所分“蛋糕”過大的不滿。[30]212我國法院習慣于“越俎代皰”主動審計公司財產, 然后按照股權比例主動分配公司利潤, 忽視了股東會對公司利潤分配的決策權。

  公司應當建構起一套“由內而外”的糾紛解決機制。現代公司的順暢運行, 應首先通過公司內部職權獨立、責任明確、相互制約的內部調節機制來完成。只有當內部調解機制失靈, 即公司參與者及內部機構間的矛盾沖突超出可控范圍, 如公司陷入僵局狀態, 司法才得以介入, 此時仍以公司契約為基準。從公司糾紛解決程序上說, 法院是“消極的正義守護人”, 它通常只是安靜地坐在替補席上, 像高懸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只有公司喪失自解糾紛的能力時, 才挺身而出發揮作用。

  有限公司人合性特征顯著, 接近“熟人社會”的范疇。16如果說陌生人社會容易“錙銖必較”, 熟人社會往往“以和為貴”。17作為國家強制手段的司法手段, 能較為有效地解決陌生人社會產生的糾紛。熟人之間極少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糾紛, 一旦訴諸法律, 意味著熟人社會賴以維系的關系的人合性開始斷裂, 蔣大興教授將這種維系人合性的情感稱為“團體情感”。18

  為維護這種熟人社會間的“團結情感”, 公司法應確立公司內設機構對內部糾紛的“預先裁決權”, 以此壓制不必要的訴訟, 和平化解公司內部矛盾。那么, 如何設計公司“由內而外”的糾紛解決機制呢?

  埃里克森在《無需法律的社會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一書中設計了糾紛解決機制及選擇控制者的理論框架。一項完整的糾紛解決機制“由行動者與那些不為他們所知, 但卻影響著他們行動的行為規則發生互動而構成”, [6]185包括反映公司內部糾紛解決的標準、慣例、理解和需要的實體性構成規則, 在救濟條款下將公司糾紛提交給商人同行組成的專家組裁決的程序性救濟規則, 以及貫穿整個內部糾紛解決機制的選擇控制者規則等 (表2) 。[31]159-165

  大量公司糾紛將通過公司內預裁機制, 如內設機構“決定不起訴”及公司參與人“達成和解”等非訴訟方式解決。“外溢”糾紛通過共同體專家組鑒定等社會調?;拼?。極少一部分才進入股東訴訟程序, 訴訟中還可以進行和解、撤訴等司法軟化處理方式, 如在執行中還可能遭遇執行障礙繼續回歸公司內部解決機制。其中, 公司內部預裁機制是核心。股東會是全體股東形成其內在意思的機構, 其最高決策機關的地位常常被人提起, 卻忽略了它還是公司內部糾紛的重要裁決機構。

  表2 公司“由內而外”的糾紛解決機制
表2 公司“由內而外”的糾紛解決機制

  以公司僵局情況下司法解散公司為例, 根據公司法的規定, “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是股東提起司法強制解散之訴的必要條件, “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是法定前置程序, 而“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10%以上”是股東作為原告的主體資格。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與第8號指導性案例, 此處的“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不應片面理解為公司資金缺乏、嚴重虧損等經營性困難, 其側重點應該在公司人合性喪失、內部治理結構失靈等方面。公司僵局不必然導致公司解散的結果, 當公司陷入決議機制失靈等持續性僵局, 持續存續可能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害時, 窮盡其他途徑亦無法有效解決時, 方能判決解散公司。

  同時, 法院審理解散公司訴訟案件時應當注重調解。對純粹商業意見分歧造成的公司僵局糾紛, 司法謹慎介入。范黎紅法官指出, 并非所有的公司僵局均會對公司的正常經營造成損害, 決策過程中的爭執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司民主。[32]一個公司的經營資產作為整體的價值要遠遠高于拆分后的價值, 因而保留一個運營的公司往往比解散一個公司好。[33]

  最后, 關于法院的審查標準, 劉桂清博士還提出了兩項原則:第一, 以合法審查為主, 法官不能“事后諸葛亮式”地對復雜市場環境下的公司經營活動合理性進行審查, 以股東會決議的司法審查為例, 法院僅對召集、決議的程序, 以及決議內容的合法性, 進行外部審查, 一般不涉及合理性審查, 這也是第10號指導性案例的裁判要點。第二, 以形式審查為主, 針對公司內部糾紛, 法院應首先審查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經營判斷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及程序要件, 一般不對其內容做出實質判斷。如公司因關聯交易、內幕交易產生的糾紛中, 法院做出是否利益輸送的判斷, 應注重審查行為是否獲得董事會或股東會批準, 以及行為是否善盡信息披露義務等形式要件。[2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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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羅培新.我國公司社會責任的司法裁判困境及若干解決思路[J].法學, 2007 (12) :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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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黃立.民法總則[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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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社會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M].蘇力, 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
  [32]范黎紅.論司法對公司僵局糾紛的分類介入[J].政治與法律, 2005 (1) :54-58.
  [33]鮑為民.美國法上的公司僵局處理制度及其啟示[J].法商研究, 2005 (3) :130-136.

  注釋

  1 2005年公司法的修訂, 是我國公司法立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與其說是一次全面的“大修大補”, 不如說是“承前啟后”的立法活動。此前的公司法條款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制度痕跡, 大量條款體現了國家管制經濟的意圖, 缺失股東權利救濟規則。在此基礎上, 2013年及2018年公司法的修正, 取消了法定資本制, 改革了工商登記模式及公司股份回購的限制性規定, 繼續朝著放松國家管制手段、賦予公司自治權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維護資本市場穩定等方向發展。
  2 參見梁慧星、載韓驍律師微博//mp.weixin.qq.com/s/JDd_z N1UX31IbdLONPGyaA, 最后訪問《恢復民法總則 (三審稿) 第一百五十五條的緊急建議》日期:2018年2月28日。
  3 包括股東資格確認、股東名冊記載、請求變更公司登記、股東出資、新增資本認購、股東知情權、請求公司收購股份、股權轉讓、公司決議 (公司決議效力確認、公司決議撤銷) 、公司設立、公司證照返還、發起人責任、公司盈余分配、損害股東利益責任、損害公司利益責任、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責任、公司關聯交易損害責任、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減資、公司增資、公司解散、申請公司清算、清算責任、上市公司收購等糾紛。
  4 公司的參與者可以通過自愿協議、公司章程、會議決議等方式, 自主安排公司權利義務的配置、風險利潤的分配、激勵約束機制的設置運行等一系列事宜。參見蔣大興《公司裁判解散的問題和思路--從公司自治與司法干預的關系展開》, 載于王保樹編《全球競爭體制下的公司法改革》,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 第394-396頁。
  5 在股東自治中實行“多數決即意思表示一致”的原則。一方面, 公司獨立說將公司意思與股東意思予以分離, 公司意思由其股東的共同意思形成, 但股東共同意思往往是多數意思, 因而所謂公司意思已暗含對股東少數意思的抑制。另一方面, 有限責任說將公司責任與股東責任予以分離, 公司行為體現股東的共同意思, 但行為后果卻只由公司自己承擔, 股東承擔有限責任。參見王紅一《論公司自治的實質》, 《中山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6 章程細則, 或稱運作章程、內部細則、內部章程等, 主要調整公司的內部事務, 如公司機關的選擇和權力配置、公司管理層的職權與責任、公司各個參與者的利益協調等。公司法律制度一般不對章程細則作出強制性規定。即使存在示范性的章程細則, 一般也由公司自由“選入”。例如英國的Table A, 公司可以根據情況對其排除適用或修正, 如果公司注冊時未做選擇, 默認適用Table A;而在美國, 不要求公司將章程細則進行登記注冊。章程大綱規定公司的外部事務或者外部關系, 內容相對簡單、明確、原則, 是公司設立和取得法人資格的必備法律文件。參見朱慈蘊《公司章程兩分法論--公司章程自治與他治理念的融合》, 《當代法學》2006年第5期。
  7 “多數決原則”是一種不完全的程序正義, 公司利益與多數派利益并非總是一致。例如, 控股股東完全可能利用對公司的控制權, 通過“自我交易”或“關聯交易”等方式, 侵占公司資源, 損害公司利益。因此, 需要借助合同法法理通過確立控股股東對少數股東的信義義務, 賦予少數股東評價補救權等對應性權利, 建立“有限多數原則”。參見蔡立東《公司治理中的“多數派暴政”問題》, 《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第5期;胡濱、曹順明《股東派生訴訟的合理性基礎與制度設計》, 《法學研究》2004年第4期。
  8 事實上, 兩者兼具公平、效率的價值目標, 只是側重程度略有不同。參見加拿大柴芬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運作》, 林華偉等譯,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135-175頁。
  9 “歷史的規律性, 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 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 才看得出來……以短衡長, 只是我們個人對歷史的反應, 不足為大歷史。將歷史的基點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所以敘事不妨細致, 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參見黃仁宇《萬歷十五年》, 中華書局, 2007年版, 第243頁。
  10 為了正確地把握國家強制規范的性質, 蘇教授形象將其比做“限制當事人意思自由流動的柵欄”, “不同顏色的交通標志, 有的嚴格禁止, 有的僅有警示或供道路使用人參考的作用”。國家僅僅是吹哨子的裁判員, 如對所有權及其他經濟糾紛進行裁斷并救濟之, 而非參與其中的運動員。參見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從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規范的類型與立法釋法方向》, 《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
  11 據《福布斯》雜志2009年的統計, 跨國公司為全球81%的人口提供了工作機會, 構成了全球經濟力量的90%, 創造了全球生產總值的94%。參見中央電視臺《公司的力量》節目組, 《公司的力量》,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第4頁。
  12 例如, 美國特拉華州有8個大法官法院, 專門管轄受理公司案件, 法官有70%的時間花在處理公司事務中, 而且, 他們在成為法官前經常有市場領域的執業背景, 對商業交易擁有現成的經驗, 因而被譽為全美對公司法事務最有學問的司法系統。參見加拿大柴芬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運作》, 林華偉等譯, 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384頁。
  13 由股份公司與有限公司的規范嵌套結構可知, 公司法以單一式、原子式的有限公司為模板, 構建傳統規范體系。在現代企業大量聯合、單個有限公司發揮的只是公司組織聯合體中成員細胞作用的背景下, 該文本確實面臨著巨大的?;? 沒有為公司控制與從屬關系留出足夠的法律調整空間。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 各個國家與地區都在探索、總結有關股份公司的專門性法律規則, 但欠缺成熟的立法成果, 相關法律規范散見于公司法、證券法及相關商事法律規范之中。
  14 熟人社會中, 人們往往回避法律所強調的因沖突而構建秩序的“話語霸權”, 趨向于相互間的合作和讓步。參見易軍《關系、規范與糾紛解決--以中國社會中的非正式制度為對象》,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82頁。
  15 例如, 合同法體現了自由主義的團體情感, 刑法體現了管制主義的團體情感, 公司法則不斷游離于自由主義與管制主義情感之間。公司及其參與者存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利益關系, 有更多空間適用“協商談判”及“默認一致”的契約規則。參見蔣大興《團結情感、私人裁決與法院行動--公司內解決糾紛之規范結構》, 《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3期, 第54-55頁。

    馬俊彥.“公司自治”與“司法強制”關系辨析[J].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9,32(03):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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