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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六肖中特图正版彩图:烏萊瑪與伊朗民主黨派的斗爭與合作關系

時間:2019-03-21 來源:史學集刊 作者:蔣真 本文字數:15836字

六肖中特免费公开109 www.cffyz.icu   摘    要: 1906-1911年伊朗爆發了立憲革命, 它在伊朗歷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烏萊瑪階層在革命初期的引領作用, 推動著立憲革命的不斷前進, 為伊朗帶來了憲法、議會和三權分立等現代政治理念。隨著民主黨派逐步掌握領導權, 立憲革命開始朝著世俗化的方向發展, 這與烏萊瑪預想的目標并不一致, 烏萊瑪階層內部出現分歧, 革命聯盟的力量被削弱。在民主黨派與烏萊瑪階層的斗爭中, 保守的烏萊瑪要求在憲法補充法中加入宗教裁決的條款, 使得伊朗在20世紀初期再次確立了伊斯蘭教什葉派在國家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從而在伊朗未來政治的演變中, 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系成為其歷史演變的重要線索。

  關鍵詞: 伊朗立憲革命; 烏萊瑪; 伊斯蘭教;

  Abstract: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1906-1911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ran's history. In this revolution, Ulama took a lead in the beginning, which propelled the progress of the revolu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 Ulama began to support the emperor. In the struggle of drawing the constitution, the compromise between Ulama and the democrats produced th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of Iran's modernization in early twenty century.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clue of Iran's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Ulama; Islam;

  19世紀末20世紀初, 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 內憂外患的伊朗人民也在1906年至1911年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立憲革命運動。參與者既包括以社會民主黨組織和伊朗民主黨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宗教異見者、巴扎商人, 也包括烏萊瑪1階層、主張改革的政府官員和王室成員等。這場革命最初以反對外國殖民和君主專制為目的, 在烏萊瑪階層的領導和動員下實現了反國王的全國性聯盟。隨著憲法的頒布和議會的建立, 深受俄國革命思想影響的社會民主黨組織成為革命的主力, 他們在圍繞憲法補充法的斗爭中起到了領導作用。由于革命不斷推進, 伊朗民族主義覺醒, 民主黨成為革命的領導者。雖然伊朗立憲革命在大國干預下最終失敗, 但“立憲革命使伊朗有了第一部資產階級性質的憲法, 成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議會, 沉重打擊了愷加王朝的君主政體和專制制度”, “從根本上搖撼了王朝統治的基礎”。2學術界多數相關研究集中在對伊朗立憲革命本身的性質、革命為伊朗政治發展帶來的影響, 以及伊朗立憲革命在世界近現代史上的意義進行分析。3事實上, 烏萊瑪階層在立憲革命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正是烏萊瑪在革命前夕的動員和革命初期的領導, 使得反君主專制的廣泛聯盟得以形成, 憲法得以順利頒布。由于烏萊瑪階層內部的分歧, 以及后來與民主黨的斗爭, 他們在立憲主義者4與國王勢力的斗爭中倒向了后者, 從而嚴重削弱了革命聯盟的力量, 成為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因此, 有學者認為, 對現代革命的研究表明, 傳統宗教領導人與自由激進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進攻一個君王的專制統治, 這種聯盟必然是短命的。5然而在立憲革命中, 宗教烏萊瑪對立憲革命的參與和干預, 使得伊斯蘭教什葉派再次被確立為國教。補充法增加了議會通過的法案需要得到宗教認可才具有合法性等內容, 伊朗的政教關系變得更加復雜。立憲革命帶來的政治構架一方面體現出權力分立的現代政治理念, 另一方面宗教因素無所不在, 宗教權威與世俗權力的斗爭與平衡成為伊朗未來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本文試圖對伊朗烏萊瑪階層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理念進行分析, 解讀烏萊瑪內部對革命聯盟和革命目標產生的分歧, 理清烏萊瑪與伊朗民主黨派的斗爭與合作關系, 探索烏萊瑪階層在立憲革命中的作用是如何從引領革命最后成為導致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

  一、烏萊瑪在革命初期起到引領作用

  自薩法維王朝以來, 伊斯蘭教什葉派成為伊朗國教, 宗教烏萊瑪的地位越來越高。愷加王朝時期的政教關系比薩法維王朝時期更為復雜, 國王與烏萊瑪之間既相互借重, 又有相互沖突的一面。在愷加王朝初期, 國王為拉攏烏萊瑪, 賦予其統治合法性, 不僅花費巨資興建清真寺, 資助教義學著作出版, 還積極邀請著名的烏萊瑪移居德黑蘭。到愷加王朝后期, 烏萊瑪開始干預政治事務。作為王朝專制的合作者, 烏萊瑪階層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種不依附于王朝統治的獨立地位。6隨著外國的殖民侵略、國內矛盾激化, 王權與神權之間的沖突日漸加深。許多穆智臺希德7宣稱, 隱遁伊瑪目并未將指引民眾的權力交給世俗的統治者, 指引民眾的責任只屬于教界。8盡管愷加王朝自稱是“安拉在大地的影子”, 但一些烏萊瑪卻將其視為安拉統治塵世權力的篡奪者。9在立憲革命前后, 伊朗正經歷劇烈的變革, 尤其是19世紀后半期, 伊朗逐步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其政治經濟的依附性特征也越來越明顯。10宗教階層對西方文明的深入日益不滿, 隨著王權的不斷衰落, 烏萊瑪階層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使其干預政治的愿望和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烏萊瑪與伊朗民主黨派的斗爭與合作關系

  (一) 立憲革命的爆發帶有濃厚的宗教氣息。

  立憲革命的爆發雖然根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伊朗的國內外政治經濟現狀, 但其爆發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醞釀, 并帶有濃厚的宗教因素。1905年, 伊朗海關事務顧問比利時人約瑟夫·諾斯及其同事在化裝舞會上身穿毛拉服飾的照片在伊朗廣為流傳, 它深深觸動著伊斯蘭教徒的宗教神經, 推動著伊朗民眾革命情緒的不斷發酵。對此, 烏萊瑪貝赫巴哈尼曾寫信給國王的女婿、首相艾因·道萊, 要求處理此事, 但沒有得到任何回復。貝赫巴哈尼隨后發表講話指出, 像諾斯這樣的無恥之徒, 信士應群起而誅之。1905年3月, 在一次游行示威中, 大街上擠滿了宗教游行隊伍, 烏萊瑪貝赫巴哈尼再次展示了諾斯身穿毛拉服飾的照片, 伊朗民眾群情激奮, 要求解除諾斯的職務。到了1905年4月, 巴扎商人們開始關閉巴扎。1905年12月, 德黑蘭總督召集德黑蘭商人, 要求他們降低糖價。但商人們認為是日俄戰爭和俄國革命導致商品供應短缺、物價升高, 拒絕降價, 總督則下令對兩名商人進行鞭打。隨后, 巴扎商人關閉巴扎以示抗議, 宗教烏萊瑪貝赫巴哈尼和塔巴塔巴伊及其追隨者們也提出抗議要求將艾因·道萊和諾斯撤職查辦。在伊朗的歷史上, 富裕的巴扎商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利益階層, 還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艾哈邁德·阿沙拉夫曾說, “數世紀以來, 巴扎商人和清真寺是不可分割的雙生兒”。11宗教階層與巴扎商人相互依賴, 一方面是因為巴扎商人沒有足夠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與宗教勢力的聯盟可以使其獲取特權, 變成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另一方面巴扎商人交納課稅多, 經常進行捐贈, 幫助修建宗教學校等, 且由巴扎商人捐助的清真寺通常出現在巴扎聚居區, 因此巴扎商人與宗教勢力之間長期以來保持著緊密的聯系。

  (二) 烏萊瑪的效仿作用和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 推動著立憲革命的不斷發展。

  自薩法維王朝以來, 宗教階層在伊朗的歷史上一直起著重要作用。隨著什葉派成為伊朗國教, 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教義理論得到發展, 形成獨特的教階制度12和效仿制度, 進一步提升了烏萊瑪的政治聲望和社會號召力。著名什葉派教法學家謝赫穆爾塔達·安薩里對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政治學說進行了最后的修正和完善, 提出信徒均應選擇一位博學、虔誠、在世的穆智臺希德作為效仿榜樣, 在教法事務上有義務服從其指導;在眾多的穆智臺希德中應有一位最高的仿效榜樣擔任教法的權威詮釋者和指導者。這推動了什葉派效仿理論的最后形成, 也使得教法學家的地位得到了大大提高, 社會動員能力越來越強。因為“只有烏萊瑪能夠發起一場成功的群眾性運動, 當社會廣泛缺乏對現代化的需求時, 訴諸宗教話語來調動群眾積極性是再好不過的選擇”。13隨著宗教勢力的發展, 到了愷加王朝后期, 宗教勢力對王權的獨立性越來越明顯, 也在各種運動中彰顯其作用。1825年, 伊朗與俄國因邊境劃分不清發生沖突, 烏萊瑪向國王施加壓力, 要求對俄宣戰, 烏萊瑪宣稱他們將發布教令宣布圣戰, 不遵照教令行事將被視為對信仰的背叛。因此有學者稱, 在19世紀后期, 烏萊瑪作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 為伊朗民族主義的發展定下了宗教的基調。14在1891-1892年的煙草運動中, 烏萊瑪再次通過發布法特瓦 (Fatwah) 的形式干預煙草抵制運動。在立憲革命初期, 烏萊瑪貝赫巴哈尼不斷收到信徒的請愿書, 請求他牢記自己對信仰、對信徒的責任, 出面領導信眾解決問題。1906年初, 愷加政府開始逮捕并驅逐一些民族主義分子, 其中包括著名作家馬吉德·伊斯蘭·克爾曼尼、謝赫禮薩·卡扎爾, 還有一些有名望的宗教人士如謝赫穆罕默德·蘇爾坦·維茲, 烏萊瑪貝赫巴哈尼多次被請求領導民眾解救他們。正是烏萊瑪階層在民眾中的威望和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 促成了伊朗國內反國王聯盟的形成, 推動著立憲革命的不斷發展。

  (三) 立憲革命初期的發展以烏萊瑪領導的宗教避難方式為主。

  立憲革命爆發后, 反對國王的革命聯盟迅速形成, 其中包括巴扎商人、知識分子、學生和宗教人士, 與國王的斗爭在初期主要是以烏萊瑪領導的宗教避難方式為主, 當時的口號不僅是“處死艾因·道萊”, 還有“伊斯蘭萬歲”。參加革命的民眾, 后來離開德黑蘭, 將避難地轉移到圣城庫姆, 這種轉移被認為是“遵循先知穆罕默德面對敵人的敵意而遷徙至麥地那的事跡”。當時很多婦女在德黑蘭的游行中支持烏萊瑪, 她們身披白色的壽衣, 一邊哀號、拍打自己的胸口, 一邊辱罵執勤的士兵。有些婦女將自己的面紗掛在一片木板上以蔑視當權者, 并聲稱烏萊瑪被放逐意味著“穆斯林女孩們的婚姻將會被比利時的諾斯先生所指導”。1906年8月2日, 在烏萊瑪的領導下, 約14 000人進入英國領事館避難。英國人斯瑪特在給他的老師愛德華·布朗的信中描述了領事館內的情形, “設想一下院子里的每一個角落都塞滿了帳篷, 包括商人、烏萊瑪及行會成員在內的各色人等約一千多人擠在一起的場景吧……這種場景在夜晚時最為奇特, 幾乎每一頂帳篷都有一名專業講授卡爾巴拉慘案的敘述者。那是一幅生動的畫面, 每當帳篷中的聽眾坐成一圈時, 他們便開始敘述起古老的哈桑與侯賽因的故事……每當講述至悲慘的情節時, 聽眾們便以獨特的波斯方式哭泣并用手擊打他們的頭部以示悲傷”。15卡爾巴拉慘案是什葉派成長為世界性宗教的重要事件, 對什葉派神學思想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在這次革命中, 傳統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儀式又被重新注入了新的政治含義, 卡爾巴拉慘案被重新解釋為邪惡與正義之間的斗爭, 民眾也因宗教義務支持并?;ち斕劑⑾芨錈奈誒陳? 并追隨他們的腳步。

  二、烏萊瑪階層內部對革命的認識存在分歧

  在立憲革命中, 伊朗的烏萊瑪階層主要分為溫和派和保守派, 溫和派以貝赫巴哈尼和塔巴塔巴伊二人為代表, 保守派以法茲魯拉·努里為代表。在革命初期, 無論是溫和派還是保守派的烏萊瑪對立憲革命都持一種支持的態度, 但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 兩派之間出現了不同意見。分歧不僅表現在立憲革命的性質和目標與烏萊瑪的宗教利益是否一致的爭論上, 還表現在立憲主義的政治主張是否與沙里亞法16相違背, 以及如何對待革命聯盟成員等問題上。這種爭論使宗教階層內部出現分裂, 溫和派的烏萊瑪與民主黨派在革命大多數的時間里保持了良好關系, 而保守派烏萊瑪則與國王勢力結成聯盟, 增強了反對革命的力量。總體來看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 對待立憲革命本身的認知不同。

  立憲革命爆發后, 為表達對國王專權和外來文明侵入的不滿, 烏萊瑪階層在革命初期保持了暫時的一致性, 對革命大多采取支持態度, 他們利用其在普通民眾中的威望和旗幟作用促進了反國王聯盟的形成。與此同時, 大部分立憲主義者在革命初期并沒有將宗教和?;ぷ誚痰娜絲醋魍? 他們將反對君主專制而不是壓制烏萊瑪作為立憲革命的目標, 也沒有在宗教和政治之間劃定界限。17但隨著革命的推進, 烏萊瑪對立憲革命的認識出現變化。尤其是憲法第一編《基本法》頒布和議會建立, 法律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現代政治的運行對烏萊瑪的傳統權威提出挑戰, 宗教與政治之間的緊張關系開始凸顯。溫和派的烏萊瑪認為, 立憲主義和伊斯蘭之間具有一定的兼容性, 什葉派的虔誠與立憲主義并不存在緊張關系。他們認為, 如果屬于君主的權力被外國利益所操縱, 從而損害國家利益, 或者專制統治疏遠民眾并引起動蕩, 那么就有必要削弱這些權力并使其置于憲法的統治之下。因此, 溫和的烏萊瑪并沒有將憲法看作是對其傳統權威的威脅, 認為立憲主義并沒有對什葉派的教義理論構成威脅。但以法茲魯拉·努里為代表的保守派烏萊瑪則認為議會和憲法是西方的、世俗的, 立憲革命對烏萊瑪的傳統權威構成了嚴重威脅。他認為, 立憲的思想是企圖從根本上推翻什葉派教義和伊朗什葉派特征的神圣性。保守的烏萊瑪反對在伊朗進行任何激進的社會變革, 認為伊朗民主黨派的做法是危險的“無政府主義”。

  (二) 對待革命聯盟的不同態度。

  在溫和派和保守派烏萊瑪的認識分歧中, 他們對待革命聯盟的觀點也有所不同, 尤其是對待農民階級、宗教異見者和對待民主黨派的態度明顯不同。在立憲革命中, 農民階級表現得比較活躍, 他們拒絕上繳賦稅, 拒絕履行封建徭役, 奪取地主的莊園、糧食和牲口, 在伊朗各地展開各種農民運動, 在鄉村建立農民恩楚明18維護自身的權益。但隨著農民運動的發展, 如何協調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出現了問題。地主們抱怨:“農民們認為憲政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自由和不繳納稅收, 因為這個原因, 所有的村莊都陷入了混亂。”司法部長阿巴德抱怨稱:“農民不了解也不知道憲政是什么, 他們認為憲政意味著掠奪其他人的財產, 以及不向地主繳納賦稅。”19隨著革命的發展原來依賴于宗教裁決的地方事務逐步遠離烏萊瑪, 引起保守派烏萊瑪的不滿。在農民與地主的斗爭中, 保守的烏萊瑪很自然地站在了地主一邊, 而且有些烏萊瑪本身就是地主。而溫和的烏萊瑪則支持農民運動, 鼓勵小城鎮和村落的居民建立他們自己的恩楚明。如謝赫薩里姆就是一個農民出身的烏萊瑪, 他被選為議會代表, 但他選擇留在大不里士, 并成為阿塞拜疆農民階級的支持者。20對于宗教少數派, 總體來說, 溫和的烏萊瑪基本贊同民主黨派人人平等的主張。但保守的烏萊瑪對此堅決反對, 他們對亞美尼亞人、瑣羅亞斯德教徒、猶太人和巴哈伊教徒的敵意不斷增長。保守的烏萊瑪曾指出, “很有必要促使猶太人、亞美尼亞人, 甚至伊斯法罕的歐洲人放棄自己的習俗, 與穆斯林保持一致”, 應要求猶太人簽訂協議, 保證他們“不向一個穆斯林出售白酒或酒精”, 或“不在伊斯法罕8英里范圍內兜售貨物”。21對于伊朗的民主黨派, 溫和的烏萊瑪與之保持了長期的合作關系, 并積極地在民主黨派和保守的烏萊瑪之間調和。而保守的烏萊瑪則對民主黨派持一種反對的態度, 并在憲法條款的擬定等問題上與民主黨派進行激烈的斗爭。

  (三) 對待革命的目標態度不同。

  立憲革命本身是西方化的產物, 隨著伊朗民主黨派掌握革命領導權, 革命的目標主要是頒布憲法, 以及將國家立法權歸于議會, 建立現代民主政治, 從而獨立于國王的專制權力。而烏萊瑪階層參加革命的最初目的是分享國王的權力, 恢復其傳統權威, 而不是真正建立現代民主政治。面對民主黨派主導的革命, 保守的烏萊瑪認為, 一切權力源于真主, 最高立法權屬于真主, 而真主的代表是伊瑪目, 伊瑪目的繼承人是烏萊瑪, 以此推演, 最高立法權在實踐上應該歸屬于烏萊瑪。部分保守的宗教人士甚至提出一系列問題, 如《古蘭經》與憲法是一種什么關系?宗教學者在憲法實踐上又扮演什么角色?甚至有些宗教人士認為, 伊朗不需要憲法, 《古蘭經》就是憲法, 它規定著國家治理形式和民眾日常需要遵循的原則。在爭論與分歧中, 1906年12月30日, 國王批準了《基本法》草案, 對議會的權力和義務進行了規定。隨著民主黨派在議會中的勢力增強, 他們開始提出新的主張, 如人人平等、人民主權、言論自由等, 這是保守的烏萊瑪所不能接受的。溫和的烏萊瑪則認為, 沙里亞法在過去常常被用來抗議不公正, 它與憲法是能夠和平共處的, 立憲既不反對宗教人士, 也不是穆斯林的“啟蒙運動”。而且在抽象的術語中, 堅持平等和人權是伊斯蘭固有的內容, 憲法第一編《基本法》及其行政法規的觀念并不挑戰沙里亞法, 只要能夠削弱國王的權力就達到了革命的目的。因此, 在立憲革命的大多數時間里, 溫和的烏萊瑪與民主黨派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三、烏萊瑪階層與民主黨派的合作與斗爭

  在立憲革命初期, 烏萊瑪階層率領伊朗民眾與國王進行了不斷的斗爭。隨著立憲革命的進一步發展, 伊朗的民主黨派逐步掌握了革命領導權, 并在革命的未來發展方向上進行了規劃。這種規劃盡管在民主黨派內部關于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選擇上存在分歧, 但總體發展方向是世俗的。對此, 保守的烏萊瑪是不能接受的, 他們極力要求在憲法補充法擬定中加入宗教裁決的條款, 突出伊朗國家的宗教特性, 在實際斗爭中也加強與民主黨派的權力爭奪。盡管溫和的烏萊瑪積極地在民主黨派和保守的烏萊瑪之間進行調和, 但他們之間的合作與斗爭進一步深化了立憲革命在發展方向上的分歧, 嚴重削弱了革命聯盟的力量。

  (一) 烏萊瑪階層與民主黨派在革命初期的合作與斗爭。

  在立憲革命中, 宗教階層與民主黨派在革命初期的目的是一致的, 即限制國王的權力, 因此他們積極參與到反國王專制的革命運動中, 與主張立憲的民主人士進行合作, 在立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推動著立憲革命的產生和發展。在德黑蘭總督下令鞭打不降糖價的商人時, 庫姆的烏萊瑪回應稱:“為了?;つ濾沽值娜儆?、財產和生命, 必須讓這個壓迫者和他的屬下把手從穆斯林的土地上拿開。”22隨著革命的推進, 保守的烏萊瑪越來越發現, 革命開始朝著不可控的方向發展, 因此以努里為代表的保守的烏萊瑪開始遠離民主黨派, 強調革命的伊斯蘭性, 以及在立憲過程中伊斯蘭因素的注入。而溫和的烏萊瑪則選擇繼續與民主黨派合作, 并在保守烏萊瑪和民主黨派之間的斗爭中擔當起調停人的角色。努里不滿民主黨派的政治主張, 多次與其追隨者在禮拜寺集會, 攻擊主張立憲的民主主義者。民主人士馬利克·穆提卡利米對此發表了激進的演說, 指責宗教獨裁的支持者比革命前期的獨裁者更危險, “因為他們想在宗教和沙里亞法的掩護下復活專制獨裁……他們以宗教憲制的名義挑戰自由和正義……他們正在向全世界證明伊朗不配擁有自由。這些人應當保留在暴虐和專制政府的束縛下, 他們應當去死, 并永遠打上奴隸的烙印”。23激進的民主人士呼吁驅逐努里和他的同伙, 說他們是“腐敗、敵對和憎恨的源泉”。溫和的烏萊瑪塔巴塔巴伊則積極進行調停, 他要求人們忘記努里, 并要求努里給出一個書面保證, “他應當不再組織恩楚明或搭帳篷;他應當始終支持議會”。塔巴塔巴伊也保證, “如果法茲魯拉·努里有違反他所發下的誓言, 塔巴塔巴伊就親手將他及其追隨者驅逐出德黑蘭”。24

  (二) 烏萊瑪階層與民主黨派在補充法擬定中的斗爭與合作。

  隨著議會的召開, 憲法進入實施階段, 民主黨派成為立憲革命的領導者。其內部雖然對革命未來發展方向存在一定的爭議, 但革命的目的仍是想要擺脫當時內憂外患的困境, 將伊朗帶入現代國家的行列。但對于伊朗強大的宗教勢力, 尤其是保守的烏萊瑪來說, 他們認為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分享國王的權力, 恢復他們曾經的權威, 因此在伊朗憲法補充法的擬定中, 保守的烏萊瑪與民主黨派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在補充法的擬定中, 民主黨派提出應當加入人人平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內容。為了表達對民主黨派在補充法中增加民主因素的不滿, 保守的烏萊瑪多次組織在德黑蘭郊外避難, 努里的追隨者最多的一次達到1000多人, 其中有18個烏萊瑪、30個中級宗教人士、50個毛拉、300名神學院學生、200名店主、100個仆人和超過200個因為免費食物而加入的成員。25努里指責立憲主義者的非穆斯林性質, 他提出要結束避難需要滿足他三個條件:一是所有議會代表都是虔誠的穆斯林, 不能選舉宗教異見人士或非穆斯林進入議會;二是憲法不能在任何地方與沙里亞法有沖突。自由在伊斯蘭中是異端, 出版自由的規定必須從憲法和補充法中去除;三是波斯神教和其他“異教徒”教士應當被禁止在講壇宣講。26最終民主黨派與烏萊瑪達成妥協, 導致補充法中充斥著大量的宗教因素。1907年10月7日, 國王批準了《基本法補充條款》, 第一條明確規定伊朗的國教是伊斯蘭教, 奉行十二伊瑪目派的教義, 伊朗國王必須信仰該宗教, 并有責任弘揚宗教。另一條款規定議會通過的法案需由5名高級宗教人士組成的委員會批準通過, 這被認為“賦予了宗教階層史無前例的權力來干預立法, 從而摧毀了議會和司法的權威”。27還有一條款規定, 出版自由得到憲法的?;? 但同時規定損害伊斯蘭教信仰、持有異端觀點的人不在此列。在司法上, 當時議長薩爾塔納指出, “除司法部的法庭外, 不應有其他法庭, 應由稱職的穆智臺希德擔任司法官員, 并領取薪水”。28但保守的烏萊瑪對此提出異議, 最終補充條款不得不在認可世俗法庭權威外, 也承認宗教人士對與神圣律法有關的法律事務具有權威, 因而導致伊朗存在兩個司法系統, 即宗教法庭和世俗法庭, 世俗法庭可以上訴, 因而可以被推翻, 宗教法庭裁決高于世俗法庭的裁決, 因而具有絕對的權威。29

  (三) 保守的烏萊瑪與民主黨派爭奪革命領導權。

  為了鞏固革命成果, 民主黨派在伊朗各地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恩楚明, 加強對地方事務的管理。人們也開始不再把地區事務交給宗教烏萊瑪仲裁, 而是更多地提交到地方恩楚明。因而, “ (保守的) 烏萊瑪對恩楚明充滿了憤怒與敵意, 因為這個組織使烏萊瑪失去了重要性, 也失去了報酬”。30為恢復昔日的權威, 保守的烏萊瑪開始了與民主黨派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斗爭, 他們利用各種機會攻擊民主黨派的政治主張, 并建立一系列保守的恩楚明。如在大不里士的伊斯蘭恩楚明, 其領導者米爾·哈希姆·達瓦齊就是一個保守的烏萊瑪, 他曾表示, 決不會“屈從任何國民大會或任何比國王更有權力的勢力”。這個伊斯蘭恩楚明在1908-1909年間成為宗教反對力量的重要中心之一。為對抗農民運動, 吉蘭地區建立了恩楚明。在伊斯法罕地區, 保守的穆智臺希德阿卡·納賈夫建立了恩楚明。隨著保守派對革命領導權爭奪的加劇, 民主黨派開始了反擊, 在全國各地驅逐保守的烏萊瑪。1906年10月27日, 在秘密中央的倡議下, 在新招募的穆賈希丁軍的幫助下, 保守的烏萊瑪米爾扎·卡里姆被驅逐出大不里士。1907年4月, 烏萊瑪米爾扎·哈桑被驅逐出大不里士。為表達不滿, 保守的烏萊瑪拒絕參加大不里士恩楚明的會議。烏萊瑪米爾扎·薩迪格和米爾扎·哈桑·阿卡威脅離開城市加入流亡烏萊瑪的隊伍。這兩位烏萊瑪對大不里士恩楚明提出了五點要求, 作為他們留在城市的條件:1.流亡的神職人員返回大不里士;2.承認大不里士恩楚明的烏萊瑪在神壇上講沙里亞法的重要性;3.報紙禁止出版攻擊伊斯蘭法的文章;4.恩楚明的成員禁止處理宗教事務;5.禁止強迫烏萊瑪參加恩楚明的會議。31在大不里士的烏萊瑪驅逐事件之后不久, 拉什特的烏萊瑪穆罕默德·庫瑪尼遭到驅逐。對于保守的烏萊瑪與恩楚明之間的斗爭, 伊朗學家卡斯拉維指出, 保守的烏萊瑪“正嘗試著去控制一個他們不能掌控的群眾運動, 而且他們擔心這類運動將在其他方面獨立于他們, 也擔心運動會以摧毀他們的權力而告終”。 (6)

  四、烏萊瑪階層走向革命的對立面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 伊朗民主黨派內部也出現分裂。到了立憲革命后期, 激進的伊朗民主黨提出政教分離的政治主張。而對于這一主張, 立憲主義者在革命初期也曾考慮是否應該作為革命的正式主張。出于團結溫和宗教人士的目的, 他們在革命初期并沒有提出這一主張, 反而有意去淡化政教分離的提法。但塔基贊德擔任伊朗民主黨領導人后, 政治立場越來越鮮明, 政治主張也越來越激進。事實上, “立憲本身不可避免地會使政治權力的性質變得世俗化, 并且最終會改變權力結構, 尤其是會加劇社會關鍵機制的世俗化”。 (1) 雖然在立憲革命時期, 許多溫和的烏萊瑪與激進宗教人士保持著距離, 宣稱“獨裁在伊斯蘭教中不具有合法性”, (2) 但到了立憲革命后期, ?;逝稍諼潞偷奈誒陳旰兔裰韉橙酥洳歡喜扇±爰湔? 溫和的烏萊瑪與民主黨派之間的合作越來越缺乏信任。伊朗民主黨人為鞏固革命政權開始用恐怖活動來打擊宗教勢力的做法, 引起溫和派烏萊瑪的不滿。1910年, 溫和派烏萊瑪貝赫巴哈尼被四名穆賈希丁軍士兵暗殺, 使得整個宗教階層開始與?;適屏ψ叩揭黃? 嚴重削弱了革命聯盟的根基, 加速了立憲革命的失敗。

  (一) 民主黨激進的政治主張損害了烏萊瑪的利益。

  立憲革命時期, 伊朗的民主黨派主要包括社會民主黨組織和伊朗民主黨。前者在1905年成立于巴庫, 是由移民巴庫的伊朗商人和工人建立的。1906年10月, 社會民主黨組織派遣部分中央委員會委員來到伊朗, 幫助在該地組建分支機構。大不里士的第一個支部被稱為“秘密中央”。但隨著社會民主黨組織在伊朗境內成員的增加, 成立伊朗自己的民主黨成為部分立憲主義者的目標。1909年底, 伊朗民主黨成立。社會民主黨組織和伊朗民主黨在關于立憲革命的許多理論問題上存在分歧, 如伊朗的工人階級是否成熟足以領導革命、伊朗的農民階級是否具有先進性、伊朗的宗教階級是否值得團結等問題。1910年初, 隨著伊朗民主黨的發展, 社會民主黨組織與民主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化, 社會民主黨組織在其機關報中稱:“很不幸, 現在有些人利用與我們組織的關系玩政黨游戲, 但在運動的這個階段, 成立政黨和一些自私自利的目標對整個國家是極端有害的。因此我們以神圣中心的名義宣布關閉社會民主黨組織在伊朗的一切分支, 包括在德黑蘭和其他城市的穆賈希丁軍及其相關組織。” (3) 隨著社會民主黨組織在伊朗勢力的逐步消退, 伊朗民主黨開始成為立憲革命的主要領導力量。作為伊朗民主黨的重要領導人塔基贊德提出, 伊朗民主黨的使命是把伊朗從過時守舊的封建秩序中解救出來, 發展成為更新更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后通過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為建立社會主義秩序鋪好道路。他們提出伊朗新秩序應該遵循三個原則:中央集權制、代議制政體和民主政治。此外, 伊朗民主黨還提出言論自由、出版和組織自由、罷工自由, 以及所有的男性伊朗人不論種族團體或者宗教一律平等, 他們還提出全面普及免費義務教育, 尤其規定了女性應得到特殊待遇。民主黨黨章第五章呼吁伊朗實施政教分離, 淡化宗教在國家事務中的作用。伊朗民主黨人的觀點受到烏萊瑪階層的強烈反對。尤其是保守派烏萊瑪認為, 不論種族和宗教人人平等的原則弱化了伊斯蘭教在伊朗的國教地位, 言論自由則剝奪了烏萊瑪的傳統權威。民主黨領導人塔基贊德被指責構建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導致伊朗“國家的穆斯林特征與神圣的伊斯蘭教法之間的沖突”。 (4)

  (二) 國王的離間政策推動了烏萊瑪階層的政治轉向。

  自薩法維王朝以來, 伊朗國內王權與教權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 兩者相互依賴。在歷史上, 教權賦予王權合法性, 但又依賴王權的供養和認可。王權從教權那里獲得合法性的同時, 承認宗教領袖的傳統權威, 從而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而立憲革命中民主政黨的任務就是要打破君主專制的權威。但“愷加王朝專制權力的破壞, 也使烏萊瑪在社會上的政治聲望和文化影響嚴重受損。在以什葉派為主的伊朗, 基于國家和宗教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相應的傳統權力的平衡, 革命將對其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5) 伊朗國王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成功地實現了在烏萊瑪和民主黨派之間的離間政策。事實上, 宗教烏萊瑪和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一直比較微妙, 一方面溫和的烏萊瑪與民主黨派之間基于削減王權的共同目的不斷地進行合作, 另一方面民主黨派世俗化的政治主張隨時可能引發宗教權威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緊張關系。因而從立憲革命初期, 烏萊瑪與國王之間的關系就若即若離, 保持著一定的合作關系。?;適屏ι鈺掀渲械陌旅? 不斷拉攏烏萊瑪, 離間民主人士與烏萊瑪之間的關系。1906年底, 國王穆扎法爾丁去世。1907年1月19日, 穆罕默德·阿里繼承王位。據稱, 穆罕默德·阿里還是皇儲的時候就曾密派幾名好友去納賈夫拜訪烏萊瑪, 一方面否認他曾參與策劃反對議會, 另一方面寫信給溫和派烏萊瑪貝赫巴哈尼, 堅稱他對新秩序的支持立場, 從而保證他在繼承皇位時得到溫和派烏萊瑪貝赫巴哈尼和塔巴塔巴伊等人的支持。新國王繼位后, 沒有邀請民主黨派議員參加他的加冕禮, 而是邀請了大量的高級烏萊瑪參加。1907年10月7日, 在新頒布的補充法中, 法律條款一方面加強了宗教階層的權力, 另一方面也保證了國王的權力, 如補充法第48~50條規定, 國王仍是伊朗軍隊的最高指揮官, 擁有各級軍官的任免權, 可以依法發號施令等。

  (三) 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的固有矛盾, 使得整個烏萊瑪階層最終倒向?;逝?。

  在伊朗歷史上, 自薩法維王朝時期伊斯蘭教成為國教以來, 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之間一直存在競爭關系。在伊朗王朝專制的歷史時期, 伊斯蘭教什葉派的主要?;親誚桃於說奶粽膠腿綰穩繁J慘杜稍諞晾識酪晃薅牡匚?。因此, 教權和王權在君主專制時期可以保持相當長時間的合作關系, 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關系也相對緩和。但20世紀初期, 民族國家開始具有了現代意義, 什葉派的?;嗟乩醋躍哂邢執緣氖浪諄勰鈑胝? 如政教分離、人人平等和發展現代教育等。立憲革命后期, 民主黨派成為革命的領導階層, 他們與宗教權力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雖然烏萊瑪階層在革命初期起到了強大的動員和引領作用, 但他們對民主、自由和憲法等現代民主政治的概念并不感興趣, 他們只是關心自身的傳統權力。隨著革命繼續向前推進, 烏萊瑪階層越來越發現革命并沒有沿著他們預期的方向發展, 而是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因此, 在立憲革命后期, 無論是保守的烏萊瑪還是溫和的烏萊瑪都開始對革命進行新的審視。面對伊朗民主黨政教分離主張的提出, 及其對烏萊瑪進行權力限制的提議, 保守的烏萊瑪代表努里加大了與民主黨派的斗爭。議會候選人的資格中包含了一個新要求, 即他們必須宣稱自己絕對忠于伊斯蘭教。隨著革命的繼續發展和伊朗民主黨的成立, 民主黨更激進的政策開始針對整個烏萊瑪階層, 這也引起溫和派烏萊瑪的不滿。如烏萊瑪塔巴塔巴伊在寫給他家人的私人信件中抱怨, “議會沒做別的事, 只是讓人民更痛苦”, “你不知道這個國家的國民議會如何毀滅人們的生活和信仰……毫不懷疑巴布教和自然派不僅出現在議會成員中, 還是它領導層的一部分, 議會不能做得比這更好了。愿真主詛咒賽義德·賈馬爾丁·維茲, 他是誤導人民的異教徒, 在講經壇上他不斷號召人民閱讀報紙, 取代閱讀《古蘭經》和念他們的禱文。所以人民現在相信閱讀報紙是他們宗教義務的一部分!他們停止閱讀《古蘭經》和祈禱, 代之以閱讀報紙, 報紙上滿是褻瀆神靈和侮辱神圣的宗教的言辭”。 (1) 1910年, 溫和派烏萊瑪貝赫巴哈尼被暗殺, 這在當時的伊朗引起了巨大反響。貝赫巴哈尼曾是立憲革命初期主要的領導人之一, 對立憲革命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貝赫巴哈尼被暗殺, 徹底結束了宗教溫和勢力與民主派的聯盟, 使得整個宗教階層倒向了皇室, 而且該事件也引起了民眾極大的憤怒, 抗議活動接連發生。此外, 政治謀殺是否可以作為革命手段在民主黨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分歧。立憲主義者哈科賓警告說, 在人們心中恐怖分子與謀殺者逐漸成為同義詞, 政治恐怖主義導致人們對革命觀點的不認同, 也會使得革命組織失去人們的支持與同情。

  余論

  總體來看, 伊朗立憲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 深受法國大革命和俄國1905年革命的影響, 是亞非拉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伊朗歷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在這場革命中, 烏萊瑪階層的參與對革命產生了重要作用, 其對政治權力的干預對伊朗未來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革命初期, 為反對君主專制、反對外來文明的侵襲, 主張民主政治的革命主義者和希望通過革命恢復昔日權威的烏萊瑪階層結成聯盟, 在推動革命的爆發與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隨著革命的深入, 立憲革命開始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提倡現代教育、主張政教分離等, 這與烏萊瑪預想的目標并不一致, 因此烏萊瑪階層走上革命的對立面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伊朗歷史上, 王權與教權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面對伊朗民主黨派世俗的、現代化政策, 王權與教權長期以來形成的相互依賴關系使烏萊瑪階層認識到, 王權的失落也意味著教權的不保。深諳此道的國王成功采取了離間政策, 烏萊瑪階層與民主黨派的決裂成為必然。盡管溫和的烏萊瑪與民主黨派在革命中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合作, 但最終還是倒向了?;逝?。更重要的是, 20世紀初期是伊朗進行現代化變革的重要時期, 立憲革命雖然為伊朗帶來了憲法、三權分立等具有現代理念的政治因素, 但民主黨派與烏萊瑪階層的妥協, 使得伊朗在20世紀初期重塑政治體制的同時, 再次確立了伊斯蘭教什葉派在伊朗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從而使得在伊朗未來政治的演變中, 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關系成為其歷史演變的重要線索。從崇尚世俗化、西方化的巴列維王朝到1979年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建立, 無不是伊朗政治中世俗與宗教因素激烈斗爭的結果。

  注釋:

  1 烏萊瑪, 意為“有知識的人”, 是對伊斯蘭宗教學者的總稱, 泛指宗教學者階層, 尤其是指精通經注學、圣訓學、教義學、教法學等的宗教學者, 他們在伊斯蘭世界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遜尼派中沒有嚴密組織, 主要指以其學識和虔誠獲得威望, 通過收徒、布道、教學、釋法、執法等活動, 同信徒保持聯系, 自稱為伊斯蘭教信仰的監護人、正宗信仰的弘揚者和捍衛者。在什葉派中有較為嚴密的組織系統, 其中教法學家的地位較高, 為伊斯蘭教法的權威詮釋者, 其決斷被認為是伊瑪目或隱遁伊瑪目意志的體現。
  2 彭樹智主編:《中東史》,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第257頁。
  3 參見Ervand Abrahamian, 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Nikki R.Keddie, Iran: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Frank Cass, 1980;Mangol Baya, t“The Rowshanfekr in the Constitutional Period:An Overview, ”in H.E.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 2010;Homa Katouzian, “The Revolution for Law:A Chron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Ira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7, No.5 (2011) ;Mangol Bayat, Iran's First Revolution:Shi’ism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1905-1909,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立憲主義者主要指的是伊朗立憲革命中支持憲法和議會的知識分子、社會民主黨組織和民主黨成員, 以及一些擁護憲法和議會的溫和派烏萊瑪、政府官員和王室成員。立憲主義者的陣營隨著立憲革命的發展不斷變化, 如最初參與草擬憲法的薩德·道萊因與議長薩尼·道萊的權力斗爭失敗, 在革命后期轉而支持?;逝? 反對議會。
  5 Samuel P.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59-160.
  6 金宜久:《伊斯蘭教史》,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327頁。
  7 穆智臺希德, 是伊斯蘭教對公認的權威學者的尊稱, 尤其指那些深諳經訓和教法、有資格對有爭議的重大教法學問題發表個人意見、進行創制的學者。遜尼派用以尊稱四大教法學派創始人和少數頗有聲望的學者。什葉派的烏蘇爾學派則認為他是隱遁伊瑪目的世間代言人, 其地位和權威高于烏萊瑪。
  8 Ira M.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72.
  9 Ervand Abrahamian, 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p.40-41.
  10 Massoud Karshenas, Oil, 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7.
  11 Ahmad Ashra, f“Bazaar-Mosque Alliance:The Social Basis of Revolts and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1, No.4 (Summer 1988) , p.538.
  12 自公元16世紀伊朗薩法維王朝建立以來, 什葉派宗教學者體制不斷發展, 最終形成了與遜尼派宗教學者不同的結構。與遜尼派烏萊瑪不同, 什葉派烏萊瑪組織系統較為嚴密, 還有一定的等級存在, 其中包括大阿亞圖拉 (Ayatullah al-Uzma) 、阿亞圖拉 (Ayatullah) 、胡賈特伊斯蘭 (Hujjatu’l-Islam) , 其下還有一般的鄉村毛拉 (mulla) 和阿訇 (Akhund) 等。參見王宇潔:《伊朗伊斯蘭教史》, 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34頁。
  13 Nikki R.Keddie, 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Iran:The Tobacco Protest of 1891-1892, London:Frank Cass, 1966, p.15.
  14 吳云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社會思潮與運動》,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第239-246頁。
  15 Denis Wright, The Persians Amongst the English:Episodes in Anglo-Persian History, London:I.B.Tauris, 1985, p.201.
  16 沙里亞法是伊斯蘭教法的別稱, 教法為阿拉伯文“沙里亞”一詞, 是安拉誡命的總稱。因其源自安拉的啟示, 故又稱“天啟律法”。一般認為, 教法體系由中世紀教法學家們依據經、訓精神所創制, 可以根據時代變化和社會環境的不同給予新的解釋或修訂。
  17 Ali Gheissar, i“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Law in Iran, ”in H.E.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pp.72-74.
  18 恩楚明是伊朗立憲革命時期建立的各種民選委員會, 一般由當地有聲望的代表們組成, 監督政府公職人員的行為。立憲革命時期, 伊朗國內存在大量的恩楚明, 在德黑蘭有近200個, 在地方省約有100個。
  19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164.
  20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110.
  21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78.
  22 Abdol Karim Lahidj, i“Constitutionalism and Clerical Authority, ”in Said Amir Arjomand, ed.,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hi’ism,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135.
  23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110.
  24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110.
  25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p.106-111.
  26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p.109-112.
  27 Janet Afary,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Making of Iran's First Constitu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25, No.2 (2005) , pp.353-356.
  28 Abdol Karim Lahidj, i“Constitutionalism and Clerical Authority, ”p.151.
  29 王宇潔:《伊朗伊斯蘭教史》, 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06頁。
  30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91.
  31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98.
  32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77.
  33 Mangol Baya, t“The Rowshanfekr in the Constitutional Period:an Overview, ”in H.E.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p.173.
  34 Homa Katouzian, “The Revolution for Law:A Chron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Iran, ”p.772.
  35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267.
  36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291.
  37 Mangol Baya, t“The Rowshanfekr in the Constitutional Period:an Overview, ”p.173.
  38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p.101.

    蔣真.烏萊瑪在伊朗立憲革命中的作用初探[J].史學集刊,2019(02):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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